金融职称论文范文：CEO金融背景、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探究

本文是一篇金融职称论文范文，大家评职称都需要写论文，可以参考一下写作格式和思路框架，以下是内容详情：

本文以 2009 年～ 2019 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 CEO 金融背景、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探索 CEO 金融背景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结果如下 ：CEO 的金融背景与企业金融化状况呈显著正相关。当聘请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时，企业金融化的程度更加明显 ；其中聘用具有非银行金融背景 CEO 的企业比聘用具有银行金融背景 CEO 的企业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程度更显著 ；在 CEO 金融背景影响企业金融化的过程中，融资约束指数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了中介作用。本文结合烙印理论，对高管的金融背景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对如何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及加强企业金融风险防范提供了相关依据。

一、引言

近年来，基于三期叠加原因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大批实体部门资金进入虚拟部门，促使企业“脱实向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正确引导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防止企业‘去实体化’，预防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具有鲜明政策导向都说明了企业金融化问题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受到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金融业已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不少企业已决定进入金融市场。现在有关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如经济政策（南晓莉、张敏，2019）[1]、企业税负（徐超等，2019）[2]，或是中观层面，如市场竞争环境（许罡、朱卫东，2017）[3]，鲜有针对微观层面的研究。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一是近年来对于企业 CEO 金融背景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对企业金融化影响要素的系统分析不足。二是现有研究中大多都把具有不同职业、权限的高层管理者作为一类样本进行分析，从而忽略了不同类别样本之间的差异，得出的研究结果与事实不符或自相矛盾。同时本文还试图针对 CEO 金融背景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深入挖掘，以期丰富企业金融化相关理论的研究范畴。

二、文献综述

以“高层梯队理论”为基础，学者们针对高管团队的男女比例（Tusi  &  O’Reilly，1989）[4]、任期时长（Boeker，1997）[5]和高管人员的年龄（Tihanyi，2000）[6]、财务经历（林晚发，2019）[7]、道德风险经历（刘任重，2020）[8]、金融背景经历等方面进行了扩展性研究。针对高管金融背景的研究最早发端于银企关联。企业通过聘用具备银行经历的经理来建立银行业务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银企关联关系的企业融资难度更低，更容易获得高额贷款，具有银企关联关系的企业其投资效率也显著高于其他企业。有金融背景的高层管理者可以改善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邓建平，2017）[9]，提升企业资源获取能力（Arora，2018）[10]，同时传统文献均认定高管的金融背景为银行金融背景，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有券商工作经历的企业高管也可以提升企业并购绩效（邓伟，2018）[11]。针对融资约束问题的研究，学者研究发现，企业高层管理者个人特征和企业商业信用（郑军，2013）[12]均可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良好的金融环境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针对企业金融化的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应该平衡发展，若企业过度金融化，虚拟经济占比过大，则会增加企业发展的不稳定性。企业金融化可能引起企业资源错配进而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栾天虹、袁亚冬，2019）[13]。主营业务回报率会影响企业金融化，二者呈 U 型关系（邓超，2017）[14]。经济下行时期，实体企业风险较大，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企业会想要拥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张成思、郑宁，2019）[15]。综上所述，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做出与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直接相关的业务发展决策。具有不同工作背景的 CEO 往往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所以对 CEO 背景进行研究可以增加影响企业金融化微观层面的部分研究范畴。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CEO 金融背景与企业金融化

金融行业压力大、诱惑多、风险大，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会对 CEO 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这符合烙印机制的关键要素，通过他们对过往金融知识的学习以及积累的金融从业经验，与没有金融背景 CEO 相比，他们更具企业家精神，承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他们熟悉各种投资策略以及金融行业的运行方式，金融行业是他们的“舒适圈”。此外，具备金融工作背景的 CEO，通过工作建立起来的人脉网络会为企业带来其他企业不容易获得的社会资金，能在更大程度上填补企业资源的缺口。聘用具有金融背景 CEO 的企业其资金获取难度相对较小，企业的现金持有环境更易获得改良。具有银行工作经验的 CEO 其接触到的业务相对单一，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小 ；而具有非银行工作经验的 CEO 接触到的业务广泛复杂，风险承受能力更强。如具有证券投资经验的 CEO对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和企业微观信息等均需精准掌握，而具有银行工作经验的 CEO 主要工作为发放贷款所需信息则相对较小。因而，具有非银行金融背景的 CEO 其信息处理能力更强，对投资机会的甄选能力更强，对金融投资风险的掌控能力更强，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更为剧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a ：CEO 金融背景与企业金融化显著正相关。H1b ：与银行金融背景的 CEO 相比，非银行金融背景的 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更大。

（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在金融机构工作过的 CEO 更加了解金融机构的需求，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任，这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机构对公司有效信息真实性的疑心，有金融背景的 CEO 可以减少企业获取资金的困难程度，这有助于企业以较低的财务成本取得更多的贷款。此外，由于聘用具有金融背景 CEO 的企业获取资金的压力较小，因此企业的生产经营对其持有的现金流要求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 ：融资约束发挥了中介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为 2009 年～ 2019 年的全部 A 股上市公司，条件筛选 ：剔除金融类样本 ；剔除房地产类样本 ；剔除数据缺失样本。获得 13120 条有效样本，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计算过程利用 STATA16 软件完成。

（二）变量定义

1. 企业金融化（FINRATIO）为被解释变量。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另外，由于我国现今房地产业发展迅速，企业的投资的房地产不再单单是为了自用，更多是为了房产升值逐利，所以本文将其列为金融资产。

2.CEO 金融背景（CEOFIN）作为解释变量。即 CEO 金融机构工作的经历。BCEOFIN 是指其只具有银行类机构的工作经验，NCEOFIN 是指其只具有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的工作经验。

3. 中介变量（FC）。多位学者研究发现 FC 指数更适合用来衡量我国企业的融资约束情况，FC 指数数值越大则表示企业融资约束的程度越大。

4. 控制变量。尽管本文主要研究 CEO 金融背景、融资约束和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但仍有变量会影响研究。在本文中，选取如下指标为控制变量，如表 1 所示。

（三）模型研究

本文借鉴李昊洋等（2018）所使用的中介效应三步检验法[16]，结合本文提出的几个假设，构建如下待检验模型 ：（1）（2）（3）式中，FINRATIO 用来度量各个企业不同的金融化程度 ；CEOFIN 用来表示公司是否聘用了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BCEOFIN表示公司是否聘用了具有银行金融背景的 CEO ；NCEOFIN 表示公司是否聘用了具有非银行金融背景的 CEO ；FC 用来衡量公司的融资约束指数 ；CVs 表示控制变量，不多赘述。

五、实证结果分析（略）

六、启示

（一）促进高管队伍的多元化，取长补短

实现最优效应前文实证结果得出具有银行背景的 CEO 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显著程度要小于非银行背景的 CEO。由此可见，具有不同工作经历的高管，其投资决策存在显著差别，就本文而言，在做出决策时，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级管理人员往往倾向于引导公司向金融化的方向发展。企业在聘用高管时应当尽可能多的聘用具有不同背景的高管，取长补短才能做出平衡的决策。

（二）管理层应保持警觉意识，必要时可引入第三方机构

具有金融背景的管理层在做出决策时容易受到自身过往工作经历的影响，因此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应当提高这种意识，在决策中保持警觉，防止由此引起的企业过度金融化。高管层要认清企业形势，尽管具备金融背景的 CEO 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之一途径促进企业的金融化，但同时高管层应当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金融化程度。此外，可引入专门针对这项问题的风险评估机构，适度的削弱具备金融背景的 CEO 的权力，避免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的问题。

（三）增强企业相关信息的披露，与社会各界构建关系

帮助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进而帮助企业获取稀缺资源。此外，企业通过与金融机构建立非正式联系制度可以得到资金方面的优势，那么同理，企业通过与其他类型机构建立联系也可得到其他方面的优势，因此，企业需要建立一个多方面的社交网络，以从他们的发展中受益更多。综上所述，本文发现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促进企业的金融化，但并不一定会使企业过度金融化。因此，企业如何利用具有金融背景 CEO 带来的资金优势使得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达到一个适当的水平上，这是每个企业都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南晓莉，张敏.政策不确定下新兴企业金融化挤出研发投资的实证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06）：17-27.

[ 2 ]徐超，庞保庆，张充.降低实体税负能否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J].统计研究，2019，36（06）：42-53.

[ 3 ]许罡，朱卫东.金融化方式、市场竞争与研发投资挤占——来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科学学研究，2017，35（05）：709-719+728.

[ 4 ]Tusi  A，O’Reilly  C.Beyond  Simple  Demographic Effects：The  Importance  of  Relational  Demog-Raphy  in  Superior-Subordinate  Dyad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9，32：402-423.

[ 5 ]Boeker  W.Strategic  Change：The  Influence  of Manage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Growth[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7，40（01）：152-170.

[ 6 ] T i h a n y i  L ， E l l s t r a n d  A E ， D a i l y  C M ， e t al.Composition  of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0，26（06）：1157-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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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刘任重，郑延明.CEO道德风险与企业融资约束[J].商业研究，2020（08）：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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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邓伟，王涛，成园园.券商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并购影响的实证研究[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15（04）：62-71.

[12]郑军，林钟高，彭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增加商业信用融资吗?——基于货币政策变更视角的检验[J].会计研究，2013（06）：62-68.

[13]栾天虹，袁亚冬.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资本性投资[J].南方金融，2019（04）：28-36.

[14]邓超，张梅，唐莹.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38（02）：2-8.

[15]张成思，郑宁.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J].金融研究，2019（07）：1-18.[16]李昊洋，程小可，姚立志.机构投资者调研抑制了公司避税行为吗?——基于信息披露水平中介效应的分析[J].会计研究，2018（09）：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