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以私营企业家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以企业家社会地位感知为自变量,以慈善捐赠为因变量,以市场地位、招待费用和区域市场化程度为调节变量的基本研究模型,并采用2010-2014年的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经历了由弱到强的转变,成长为世界上超大规模的经济体系,这样的转变是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一大壮举,被世人成为“中国奇迹”。对比1978年和2022年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两份统计报告,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我国的经济带来的巨大的改变:对比1978年和2022年我国的GDP,从1978年的0.365万亿元增长到了2022年的121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从1978年的0.04万元增长到2022年的8.57万元,已经与中等偏上国家收入水平相当;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0.0133万元增长到2022年的2.01万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0.0343万元上升到4.93万元。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如此大的成就,我国的私营企业这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截止到2022年底,我国的私营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4700万家,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数量甚至超过了1.11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是2012年的2.75倍。私营企业在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的表现可以“五六七八九”来概括,即“私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可见,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然而,与社会各界对私营企业经济地位的关注相比,私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却很少被提及。社会地位感知对于大部分的企业家来说都是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来说,其社会地位在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颠簸前行,“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使得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始终摇摆不定(李路路,1998;范晓光和吕鹏,2017)。首先,在封建社会时期,私营企业家往往作为统治阶级的附庸者的角色存在。“重农抑商”是这一时期对待私营企业家的主旋律,在战国时期商鞅提出了“农战论”,认为“使工商技巧之人无繁”(刘颜东,2004),商人的地位往往处于社会的底层;到了唐朝,贱商令的颁布也让唐朝的商人难以获取产权的保护;
1.2研究问题
私营企业作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来自私营企业的慈善捐赠也对于解决社会问题、调节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诸多正面影响。慈善捐赠作为私营企业运营中一个重要的行为,不仅仅受到私营企业自身的实力、外部的营商环境等因素影响,还会受到企业家社会地位的影响。由于“重农抑商”风气的影响,私营企业家虽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通过努力获取较好的经济条件,但是却始终难以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对应的社会地位。这种状况直到2005年“非公36条”推出后才得到改善,才慢慢得到改善。身份认同理论指出个体如果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越高时,会倾向于做出维护其社会身份的行为。其中慈善捐赠就是一种能够有效维系其社会地位的行为,从慈善捐赠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私营企业家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之后,私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依然不断上升,那么从身份认同理论角度出发,私营企业家的慈善捐赠行为是不是为了维护其社会地位呢?在沿着这一思路,再结合现实中的现象,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私企企业家的慈善捐赠行为是否为了维护其较高的社会地位感知。
第2章文献综述
2.1地位感知的文献综述
2.1.1地位的概念
对于个体的地位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对个体的地位进行探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地位,代表着一个社会个体在社会中对其他社会个体的影响力以及受到其他社会个体的约束程度。这要求具有地位的个人处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其地位代表的是个人被赋予或授予的社会价值指标(Bierstedt,1970)。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在社会集群中存在的个体都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地位就是其等级的位置,其等级的位置往往取决这一个体所拥有的声望、财富等资源。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Bierstrdt(1970)指出,地位指的是个体在其所在地区或群体中被授予的位置或者等级。因此个体的地位往往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影响,地位的不同往往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资源差异(Anderson et al.,2001)。在研究个体地位的文献中,地位会被划分为两种,分别是客观地位和主观地位,其中客观地位指的是客观地位主要是指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比如个体的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社会身份等客观存在,关联着个体对周围人或在一个群体、组织中的影响力大小、威望多少、自主权利大小及受到的约束等,是一个客观、绝对的指标(马骏等,2019)。而主观地位指的是个体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感知,这种主观感知基于个体的感性认识,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指标,是指个体从自我感受角度来判断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或者说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后得到的自我主观评价,是基于社会对自身的关注度、支持度而产生的感受和判断(Kraus,2013)。对于地位的分类,最受学者们广泛接受的分类方式是将地位分为3类,分别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也有一种分类方式是将地位分为4类,就是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基础上加上信息地位;也有的研究人员根据个体获得地位的时间进行地位类型的划分,总结出天赋型地位和获得型地位两种地位类型;最后,部分研究人员把地位分为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地位,分类的依据是体从地位获得的资源差异。
2.2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文献综述
2.2.1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概念
企业的慈善捐赠一直备受瞩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学术界多年来一直研究企业的慈善行为。然而,目前国内外的文献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定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对企业慈善行为的价值解释也不尽相同。在1970年代早期的研究中,学者Ireland和Johnson对慈善捐赠进行了定义,他们认为企业的慈善捐赠是具有捐赠特征的行为,指的是企业将自身的资源以另一种方式转移给受赠人。另一个代表性学者Carroll(1979)将企业慈善捐赠的行为纳入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之中,并认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是企业作为捐赠主体进行社会捐款的一种行为,并且由于慈善责任属于社会对企业寄予的一些无法表达期望,履行与否是企业自行判断和选择的,属于企业自愿的行为,因此进行慈善捐赠的行为往往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关注以及认可(李四海等,2016)。美国财务会计准则指出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是企业通过自愿的方式向政府或者相关的机构提供资金或物资等行为。根据国外的学者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对慈善捐赠进行即一步的补充。在国内,学者周秋光和曾桂林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系统性的梳理,指出慈善捐赠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是一种无私的支持和奉献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个人、机构等可以自愿向公益性社会团体和非营利机构进行捐赠。这种捐赠可以促进其他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另外,学者张振刚等(2016)认为,企业的扶贫救助、抗震救灾、教育办学等公益行为也是一种慈善捐赠。这些行为不仅可以帮助组织或政府解决社会问题,还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在当前的慈善捐赠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企业的慈善捐赠视为企业战略决策之一,并进一步探索企业慈善捐赠战略的动机。
第3章 理论基础和假设提出 .............................. 26
3.1 理论基础 ......................................... 26
3.1.1 身份认同理论 .............................. 26
3.1.2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 27
第4章 研究设计 ............................... 34
4.1 样本选取 ................................ 34
4.2 变量测量 ........................................ 34
4.3 估计方法 ................................... 37
第5章 实证分析 .................................... 39
5.1 描述性分析 ........................................ 39
5.2 相关性分析 ........................................ 40
5.3 回归分析 ............................................. 40
第5章实证分析
5.1描述性分析
表2主要列出了各个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慈善捐赠的均值为7.9566,标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3.2621,准差为58.7678,这说明在私营企业之间的慈善捐赠水平有着巨大差异。私营企业家社会地位感知的均值为7.790,最小值为2.0000,最大值为9.0000,标准差为1.7672,这说明我国不同私营企业家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知差异巨大。企业招待费用的均值为2.1567,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7958,标准差为1.3837,这说明企业之间招待费用的差异较大。市场地位的均值为0.3463,最小值为0.0008,最大值为2.8919,标准差为0.7233,这说明私营企业的平均市场占有率为0.3463%。市场化程度的均值为6.8173,最小值为4.1200,最大值为9.3700,标准差为1.6134,这说明我国不同省份之间的市场化进度有着一定的差距。然后,私营企业家的性别均值为0.8582,这说明了男性私营企业家的比例远高于女性私营企业家,具体男性的私营企业家占比为85.82%;私营企业家的年龄均值为46.3508,私营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均值为3.8113,私营企业家年薪均值为2.5529,这些私营企业家的个人特征说明了我国私营企业的私营企业家以男性为主,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或中专水平。进一步,私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均值为0.0908;私营企业的平均年龄为9.7163,其中成立时间最长的企业已经成立了19年,最年轻的企业则成立了2年;企业规模的均值为4.1328。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均值分别为0.3864、0.5958和0.3187,这说明大多数的私营企业没有设立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
第6章结论和未来展望
6.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0-2014年6684间私营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来以下的研究结论:
首先,私营企业家维系其社会地位感知是私营企业家进行慈善捐赠行为的重要因素,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感知越高就会更倾向于做慈善捐赠行为。
其次,从微观心理层面出发,私营企业的市场地位越高,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维系社会地位的动机越弱。私营企业较高的市场地位本身就能够帮助企业家在其所在的圈层内获得较高社会地位感知,因此企业家进一步以慈善捐赠行为去维系社会地位的动机会减弱。
然后,基于中观网络层面,私营企业招待费用越高,企业家通过慈善捐赠维持社会地位的动机越弱。这是因为,企业家能够通过招待活动来维系圈层关系从而达到维系社会身份的目的,在这样的关系能够帮助私营企业家获圈层内的社会认可提高社会地位的感知,这意味着招待费用也能起到减弱私营企业家通过慈善捐赠行为去维系社会地位感知的意愿。
最后,在宏观制度层面,企业所处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家通过慈善捐赠维系社会地位的动机越弱。这是因为,更高的区域市场化程度让私营企业家对自己身份的理解更加多元化,简单的慈善捐赠难以私营企业家维持社会感知,私营企业家必须通过多元化的活动去维系社会地位感知。因此区域市场化程度也会削弱慈善捐赠维系私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感知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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