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其所释放的金融创新活力和应用潜能,推动了我国金融服务模式的变革,为我国经济增长释放新动能。在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迭代周期显著缩短。金融作为经济的血液,其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以及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方面,还存在一定研究空白。同时,经济增长的终极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本文旨在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出发,立足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借助文本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构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深入研究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机制。 首先,本文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概念进行界定,阐述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联系。其次,分别使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指标测度。并对所测度的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趋势分析、区域比较分析以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再次,本文通过深入探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机制路径,发现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科技创新渠道、金融错配渠道、人力资本渠道和产业结构渠道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注入新动能;本文进一步分析金融监管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调节作用。随后,本文对人力资本渠道的两种不同政策展开了异质性探讨。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呈现较为显著的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引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而中部及西部地区紧随其后。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当前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更为迅猛。(2)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改善金融错配、优化人力资本和升级产业结构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新动能;金融监管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才引进政策力度较强的地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而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只有在地区本身具有较强人才吸引力禀赋时才会显现。基于上述结论,结合理论与当前我国所处经济环境,本文从提升科技创新、缓解金融错配、优化人力资本、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完善金融监管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as become a new engine for China'seconomic growth. The vitality and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released byit have promoted the reform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model, releasing new momentumfor economic growth.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urr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iteration cyc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innovation ha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economy, the digitaltransformation of finance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industry. Presently, mos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fintech,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on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re arestill some research gap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refore, thispaper aims to start from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perspectiv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employ text analysis and input-output methodsto build a measurement index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isapproach will facilitat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driving force mechanism behind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文章目录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1.2 研究意义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1.2.1 研究内容
1.2.2 研究方法
1.3 研究创新和不足
1.3.1 研究创新
1.3.2 研究不足
本章小结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
2.1.1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2.1.2 新动能
2.1.3 全要素生产率
2.2 金融业与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相关研究
2.3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研究
2.4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影响效应研究
2.5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2.6 文献评述
本章小结
第三章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测度与时空演变分析
3.1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测度
3.1.1 文本分析法
3.1.2 投入产出法
3.2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分析
3.3 时空演变特征
本章小结
第四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4.1 理论分析
4.1.1 提升科技创新的新动能机制
4.1.2 改善金融错配的新动能机制
4.1.3 优化人力资本的新动能机制
4.1.4 升级产业结构的新动能机制
4.1.5 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
4.2 研究假设提出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实证分析
5.1 研究设计
5.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5.1.2 变量选取
5.1.3 描述性统计
5.1.4 模型构建
5.2 基准回归分析
5.3 稳健性检验
5.3.1 更换变量度量方式
5.3.2 更换回归模型
5.3.3 增加固定效应
5.4 异质性分析
5.5 作用机制检验
5.6 调节机制检验
5.7 内生性分析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 主要结论
6.2 政策建议
6.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持续转型和升级,金融体系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金融的本质在于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服务,金融业的发展应以实体经济服务为出发点和基础(Berger and Roman , 2018)[1]。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结构转型迫切,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成为当务之急。传统金融服务长期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应对新时代传统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需要创新的金融模式(Harsono and Suprapti , 2024)[2]。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为基础,旨在解决传统金融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高风险溢价和高运营成本问题(孙芳城等,2023)[3]。这一转型不仅为扩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稳固的技术支撑,同时通过降低金融市场搜寻成本和风险识别成本,改变了商业模式,释放了新的商业发展空间,从而显著提升了整体经济效率(郭峰等,2020)[4]。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取得了巨大突破,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在获客和风控方面的难题,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Leeet al., 2021)[5]。此外,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战略目标明确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性。“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则明确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及稳妥发展金融科技的重要方向。金融作为现代服务业典型代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国家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基于此,探究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中,已有文献发现基于数字技术的金融创新活动依托其技术的先进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蔡庆丰等,2021)[6]。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给传统金融服务理念和思维模式带来巨大转变。一方面,金融数字化发展改善传统信用评估体系,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单笔作业成本,扩大金融服务范围的同时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分布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GS(2016)2923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Ketterer , 2017)[7];另一方面,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有效缓解了要素错配问题,充分发挥金融标准的引领作用来改变资金流向,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助于金融服务创新能力的提升。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呈现出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影响。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内部的经济效应,对其在整体产业经济中的作用研究较为有限。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研究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能机制,对于理解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在当前阶段如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通过阅读文献,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可能产生的新动能机制进行梳理。主要是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根据已有文献构建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新动能机制的理论模型。然后利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量化,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现实状况提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章为引言。对本文研究背景做出简要介绍,并阐述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明确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内容部分对本文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概述,并交代了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最后,对本文的研究创新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明确了本文研究的核心概念,主要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新动能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进行概念界定。对金融业与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同时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概况、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等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最后,在本章小结中进行了文献述评。第三章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分析。首先,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分别构建了我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其次,利用所测算的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总趋势分析和区域比较;最后,对我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做进一步分析。第四章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在基于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科技创新、金融错配、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四个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能机制入手并展开分析。另外,深入探讨了金融监管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间的调节作用。其中,本文分别探讨了金融监管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与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间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第五章为实证分析。基于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新动能机制路径,采用 Bartik 思想所构建的工具变量进行了内生性处理、异质性和稳健性检验。第六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主要对本文研究结论进行总结阐述,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培育新动能提出政策建议。在科技创新的新动能机制来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金融错配的新动能机制来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改善金融错配问题,进而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新动能;从人力资本的新动能机制来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产业结构的新动能机制来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升级产业结构,进而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章深入探讨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增长和新动能培育的关键作用。首先,在研究背景中,对金融的本质以及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其次,研究意义部分,突出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在新动能培育中的重要性。再次,对本文研究框架进行了梳理,并对本文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做出了简要介绍。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逻辑分析法、文献归纳法、实证研究法以及比较分析法,为理论和实证分析提供支持。最后,研究创新和不足部分,强调了本文的创新点,同时也指出了数据问题对研究的限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改进方向。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增长趋势图
第二章
文献综述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是指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发展的推动下,金融领域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数字化变革。这一趋势表现为金融服务的不断演进,着重于提高客户体验、降低中介成本、引入新的业务机会和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Valverde and Fernández , 2020)[11]。随着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金融领域正在迅速迎来数字化变革。传统金融市场需要金融数字化、金融科技等新的技术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金融数字化、金融科技等相关研究和实践有较多重叠,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中,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从横向维度来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包括不同金融行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多数研究聚焦于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学者们从各自角度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银行业的多重影响,强调数字化转型对银行提质增效的作用,并指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信贷配置水平、数据利用能力,增强了银行的融资稳定性,实现了信贷配置的“脱虚向实”(朱小能和李雄一,2024;龙海明和胡鸣,2023)[12][13] 。此外,有学者立足于保险业领域,强调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保险业企业的风险识别、定价与管理能力,实现了服务效率的提升;同时,在分行业研究中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保险业的提升作用要明显高于其他金融服务行业(申丹虹和师王芳,2022)[14] 。综合而言,数字化转型对银行业、保险业等金融业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通过提升经营效益、改变信贷配置、影响流动性管理等方面的机制,数字化转型为金融业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路径。这一系列研究为我们深刻理解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从纵向维度来看,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对传统金融机构、经济增长、创业创新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数字金融的相关研究中,数字金融通过智能算法、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显著增加了全国家庭的总体收入,进一步提升了普惠金融的服务深度和触达性,为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提供了实证支持(郭峰,2020;张勋等,2019)[4][15]。在企业创业与技术创新方面,有学者指出数字金融发展为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创新和创业的渠道,显著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结构性”驱动效果(钱海章等,2020;万佳彧等,2020)[16][17] 。在金融科技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从企业、政府等视角探讨了源自金融科技的经济增长新动能。例如,金融科技的深度发展,促使企业信息更加透明,不仅使得顺应数字化转型潮流的企业更易于被市场投资者辨识,同时也使投资者更能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评估企业的增长潜力,由此提高了企业股票的流动性(吴非等,2021)[18] ;从政府视角出发,金融科技通过深度挖掘和分析高频数据,同时融入深度学习等先进算法,为政府提供实时监测支持,降低了经理人“享乐主义”倾向,进一步增强财政与税收政策在促进创新激励方面的有效性(李春涛等,2020)[19] 。此外,学者们考察了金融科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性,并提出了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观点,主张借助金融科技的“赋能”作用,推动银行业结构的深刻调整和转型升级(宋敏等,2021)[20] 。整体而言,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的发展深度与广度,为经济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新动能是指促进经济发展的前进动力(Chen , 2019)[21]。关于新动能的说法有多种形式,如经济增长新动能、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本文按照“新动能的背景-新动能与旧动能间的关系-新动能的形式”的逻辑路线对新动能概念进行界定。在明确经济发展新动能概念之前,需要明确其发展背景(李虹等,2022)[22] 。首先,有学者研究指出,新动能的内涵需要在新经济背景下,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即不同时期的新动能的内涵也有所差异(任保平和宋雪纯,2020)[23] 。其次,从新旧动能间的关系出发,旧动能是新动能的基础,新动能是旧动能的更新,即培育新动能是建立在旧动能基础之上。新动能是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产生的(刘洋,2023)[24] 。最后,从动能的产生形式来看,新动能是在新技术、新业务、新模式以及新产业基础上的新经济引擎,往往源自于新兴产业、新要素以及新市场。另外,从新旧动能转换角度来看,新动能与旧动能是相互对应存在的。而两者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新旧动能的作用形式有所差异。新动能主要为集约型发展模式,主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前提,是经济可持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是顺应当下数字时代发展的新模式;而旧动能则是以粗放型发展模式为主,主要是指高污染、高耗能等传统产业发展模式。二是新旧动能的要素投入有所差异。新动能是以信息、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投入为主,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旧动能的要素投入则局限于廉价劳动力、土地、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形式,往往难以为经济增长提质增效(Xiaoyang and Sheng , 2021)[25]。因此,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来说,新动能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第三章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为了最大限度反映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实际含义,有效捕捉数字经济的内核与外延,同时又能保证数据完整性和研究全面性,本文分别使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来构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一是参考李春涛(2021)等学者的方法,通过文本分析和网络爬虫技术,爬取了百度新闻高级检索页面的网页源代码。随后,从中提取并统计了包括《“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2018)》以及其他重要新闻和会议中涉及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词频数[19] 。将同一省市层面的所有关键词搜索结果数量进行累加,形成总搜索词数。然后,利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词频数占总次数的比例,构建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作为该地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衡量标准。该计算方式的优点是可以保证研究样本的完整性和数据的连贯性。二是借鉴党琳(2021)等学者关于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构建方式,采用金融业数字化投入程度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交叉项作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从而更全面、准确地衡量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59] 。该计算方式的优点是从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定义出发,对行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指标构建,因而能够很好地体现数字经济、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真实含义,更具有代表性;缺点则是各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更新周期较长且为部分数据未及时更新,相较于文本分析的测量方法其样本数量有限,因而本文结合前人研究经验,借鉴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等学者的方法,用内插法和外推法对投入产出表缺失年份数据进行外推计算[60] 。这一做法有助于填补数据缺失的空白,提升研究的可靠性。为了最大限度反映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实际含义,有效捕捉数字经济的内核与外延,同时又能保证数据完整性和研究全面性,本文分别使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来构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一是参考李春涛(2021)等学者的方法,通过文本分析和网络爬虫技术,爬取了百度新闻高级检索页面的网页源代码。随后,从中提取并统计了包括《“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2018)》以及其他重要新闻和会议中涉及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词频数[19] 。将同一省市层面的所有关键词搜索结果数量进行累加,形成总搜索词数。然后,利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词频数占总次数的比例,构建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作为该地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衡量标准。该计算方式的优点是可以保证研究样本的完整性和数据的连贯性。二是借鉴党琳(2021)等学者关于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构建方式,采用金融业数字化投入程度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交叉项作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从而更全面、准确地衡量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59] 。该计算方式的优点是从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定义出发,对行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指标构建,因而能够很好地体现数字经济、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真实含义,更具有代表性;缺点则是各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更新周期较长且为部分数据未及时更新,相较于文本分析的测量方法其样本数量有限,因而本文结合前人研究经验,借鉴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等学者的方法,用内插法和外推法对投入产出表缺失年份数据进行外推计算[60] 。这一做法有助于填补数据缺失的空白,提升研究的可靠性。
第四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分析
我国当前正经历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在这一背景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扮演着新旧动能转换工程的关键角色。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可能导致增速减缓、增长动力不足等难题,因此必须探索并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以促进新旧动能的有效转换。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积极培育金融新动能至关重要。因此,为了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必须深入了解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对新旧动能转换的逻辑,熟悉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机制和路径。通过创新思维,打造金融服务新业态,加速释放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新动能。前文提出的金融新动能从理论方面简单证明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对新动能培育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结合以往研究,针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新动能机制的路径分析还存在一定研究空白。故本小节从科技创新、金融错配、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四个维度入手,结合前文基本理论为基础,具体阐述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动能机制。另外,以金融监管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一是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灵活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为科技创新不同阶段的各项需求提供相对应的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具体过程和不同阶段伴随着不同性质、不同数量和形式的资金需求。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有效提升资源配置的灵活度,为科技创新提供恰当的金融产品,有针对性地满足科技创新不同阶段的各种资金投入需求,提高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二是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科技创新成本,为科技创新注入新活力。金融业的转型发展助力形成了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新经济形态,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为更多有意愿和能力的中小型企业等创新主体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遇、更优渥的创新环境和更广泛的市场生存空间,增强了科技创新的活跃度。例如,基于供应链数字技术的金融数字化发展,通过整合协调供应链的信息、技术与资源,建立完整的需求与反馈渠道,促进供应链各节点的协同创新,降低创新成本,提升企业内部创新动力和创新效率。三是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风险投资、科技保险等手段,帮助科技创新规避和化解风险。科技创新是一种具有探索创造性的高风险、长周期的活动,其科研成果的转化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对科技创新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风险投资是金融业助推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而金融业数字化发展引导并带动着更多的风险投资进入到新兴产业中,为科技创新注入新动力,进而助推科技创新水平提升。例如,科技保险、科技担保等金融工具的应用对创新风险进行分散、共担和转移,从而减少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损失,提高科技创新的成功率。科技创新有助于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替代部分生产要素,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综合来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满足创新需求”、“降低创新成本”和“规避创新风险”极大地促进了科技创新,这无疑将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罗佳等,2023)[69]。在资金供给端,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缓解金融错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等特征,将传统金融覆盖不足的长尾群体纳入金融体系中(Gomber et al., 2018)[72]。例如,商业银行数字化通过将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相融合,有效填补了传统金融中的“信息缺口”,提高了银行的信息甄别、资产评估能力,从而研发出符合长尾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最大程度覆盖普惠群体。二是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银行可以更好地了解并满足客户的资金需求,并制定相对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更为多样化的融资需求,有助于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例如,在债券承销和发行上,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使得银行金融服务自动化和智能化,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满足企业对不同性质资金的需求。三是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减少信贷审批过程中的“寻租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相对于传统金融,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采用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自动审批贷款模式,显著缩短了贷款审批周期,有效防止人为干预信贷审批流程及结果。另外,从资金需求端来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融资渠道。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为精准评估企业创新水平,使得那些缺乏传统担保物但具备发展潜力的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移动支付等数字化方式进行融资活动,从而获得更为多样化的融资选择。其次,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了供应链各方之间的合作。这种协同效应的发挥促进了供应链资金的协同利用,有助于企业之间的资金、技术和知识的交流,提高了整个供应链中企业的创新水平。最后,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构建统一开放平台,连接了各个细分环节的服务机构,形成了有机的生态体系。这一模式通过信息共享和实时监测实现了对风险的高效管控,有效缓解了金融错配问题。总体来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从资金供给端、需求端双向改善金融资本错配,为实体部门提供了更高效的融资支持,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唐松等,2020)[44]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从资金供给端缓解了金融资本错配,为实体部门提供了更为精准和高效的融资支持。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平台、智能合约等工具,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融资难度,为实体部门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融资选择,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第五章
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 2002-2022 年为样本考察区间,运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构建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并对我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总体趋势分析、区域比较和时空演变特征分析。文本分析数据中,地区层面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来自百度新闻高级检索相关关键词的结果数量。投入产出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全国各省份地区投入产出表。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由于投入产出表中西藏自治区关键指标的缺失以及部分数据未及时更新,结合前人研究经验并借鉴蔡跃洲和张钧南(2015)、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等学者的做法,用内插法和外推法对投入产出表缺失年份数据进行外推计算和补缺,以此来保证研究样本数据的完整性[82][60]。其余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以及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释放出了金融创新活力和应用潜能,大大推动了我国金融业金融服务模式的变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尝试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探究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机制,并分别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测算了我国省级层面的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模型开展实证检验,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在各省市地区均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东部地区在引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方面表现突出,而中西部地区紧随其后,且相较于当前数字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因此,随着中西部地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持续发展,有望缩短与东部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从而缓解“数字金融鸿沟”问题。(2)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数字化转型使得金融机构更高效地运作,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同时,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从而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人才引进政策力度较强的地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只有在地区本身具有较强人才吸引力禀赋时才会显现。相比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3)在科技创新层面,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灵活运用金融科技手段、降低科技创新交易成本、化解科技创新风险有助创新驱动机制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科技创新,进而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针对性地满足科技创新不同阶段的资金投入需求;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科技创新成本,增强了科技创新的活跃度;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风险投资、科技保险等手段,帮助科技创新规避和化解风险。(4)在金融错配层面,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金融错配”的纠正能力,改善传统金融中存在的金融歧视问题。在资金供给端,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等特征、减少信贷发放过程中的寻租活动、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在资金需求端,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供应链中各经济主体的信息实时性和信息透明度、增强风险的高效甄别和管控,从而有效缓解金融错配,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新的动力。(5)在人力资本层面,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会伴随着更强的人力资本优化效应,进而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岗位转换会产生对高级人力资本的需求拉动效应以及对低学历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加大对优质人力资本的需求。金融数字化平台的广泛应用,扩大了社会各经济主体对金融与数字技术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为了迎合这一需求,各企业纷纷引入科技人才。这一系列的举措推动了科技人才的不断积累,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注入新的活力。(6)在产业结构层面,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经济时代下,资本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会造成产业结构差异,金融因其高效的资本配置功能在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中占据核心地位。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的路径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为我国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7)金融监管强度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强化监管能够有效切断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的风险传导,有助于防范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与传统金融之间的恶性竞争,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适当增强金融监管强度,能够促使金融机构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挑战,鼓励金融机构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外,当金融监管强度较高时,相关监管机构可以建立先进的监测系统,对金融机构的数字化实践进行实时监测,有助于防范因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而带来的潜在系统性风险,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在当前数字经济浪潮的席卷下,数字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金融业的面貌,成为其转型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趋势。在这个动荡的背景下,金融业的转型努力需要紧密跟随未来发展的趋势,牢牢抓住产业创新的前沿领域。为了实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在科技方面加强支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这并不仅仅是迎合市场需求,更是为了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只有通过强大的科技赋能,金融业才能在未来不断演变的经济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金融业将能够逐步建立一个紧密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使得金融、科技和产业之间的互动更为深入,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注入新的活力。这样的良性循环将成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的引擎,推动着可持续和健康的经济增长。(1)为了提升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缩小各地经济发展差异,我国需大力发展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新动能,与此同时,还能增加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缩短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进而弥补“数字金融鸿沟”的问题。(2)为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政府应注重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并以此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缓解金融错配、优化人力资本、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注入新动力。(3)金融行业需注重培养相关金融科技人才,政府应通过细化政策安排来增强人才引进政策对不同地区的针对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投入异质性的显现需地区本身拥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因此,各地区政府应当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合理制定和执行适合自身地区发展的人才引进政策。同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当地教育投入的有效性,适当给予政策倾斜以避免高层次金融科技人才的流失。另外,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区域间高层次人才的流动,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推动社会全面均衡发展。(4)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框架,以数字化理念推动金融监管,优化金融监管体制机制。相关部门应制定一套统一的金融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标准,以便对不同类别的数据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同时,通过法律属性明确定义金融数据侵权行为,特别是对通过数据合作、数据信托等方式获取的新型金融数据,应明确其权利属性和法律性质。在数据共享方面,应完善国内金融数据安全共享机制,以防止数据滥用,从而更好地保护金融数据的安全。为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充分利用监管科技,打通金融监管的数据链条,以实现高级数据集成。此外,对于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监管机构应积极探索建立持续跟踪评估机制,引入创新试错容错机制,同时为其预留充足的发展空间,以促进金融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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