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3年的数据为样本,以金融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表征企业金融化,用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用KZ指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与之相比不断下降,中国经济呈现“脱实向虚”的状况。企业纷纷将巨额资金投向金融市场,导致产业资本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领域1,虚拟经济快速膨胀,实体产业受到挤压,在微观层面就表现为企业金融化2。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中国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动能新旧转换与技术升级迫切性日增,企业若过度倾向金融化,可能会挤占企业主营业务,降低企业生产效率;过度金融化同时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加快管理层收入攀升,进而加剧我国收入不平等;企业的过度跨行业套利行为还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王红建等,2016;安磊等,2019;胡海峰等,2020;罗明津和铁瑛,2021)。企业过度“脱实向虚”甚至会增加股价崩盘的概率,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造成宏观经济动荡(彭俞超等,2018)。因此,为了推动产业资本回归实体经济,合理抑制我国企业过度金融化,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现如今,我国经济增长已经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迈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降低经济周期的不确定性,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先后出台并实施了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内国际环”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动我国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动力。同时,国际经济市场萎靡,地缘政治横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应对来自全球的经济冲击,政府也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度。而企业在政府的经济政策颁布之前,无法预知政策的具体内容、覆盖主体以及时间跨度;在政策出台并实施后,企业也无法估计政策颁布后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无法准确掌握市场动向。这种决策环境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的经营目标、投资决策以及创新行为等,给经济主体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Baker et al,2016)。就是这样频繁推出且无法预测的经济政策,引起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3的提高。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2.1 研究思路
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指出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现实背景与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所研究的问题。其次,依据相关理论框架,本研究深入剖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果,在影响机制方面,本文结合企业金融化的动机探讨了融资约束及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和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四个研究假设。再次,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提出的研究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对所提的四个假设进行验证。最后,对所得成果进行了系统性的归纳与总结,并基于这些发现,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与建议。
1.2.2 研究内容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内容为,根据现实背景与国内外研究现状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为选题提供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概述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企业金融化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对现有文献进行了综合评述,明确了本文的研究焦点。
第三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首先,对本文涉及到的概念进行界定,包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风险承担、数字化转型,为更好地理解后文理论部分做铺垫。其次,本文阐述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所依托的理论基础,涵盖实物期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金融摩擦理论等。最后,本研究从理论层面出发,推演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了融资约束及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和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含义
关于经济学领域的不确定性的界定,Knight(1921)在1921年首度引入了“不确定性”与“风险”这两大概念,他主张将不确定性阐释为无法度量的风险,因为不确定性则仅能通过区间估计来划定其范围,而风险能够借助概率统计及先验概率手段予以精确量化。Rodrik(1991)基于Knight对不确定性的界定,于1991年指出,债务危机之所以能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因缺少对“不确定性”的度量准则,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未能被明确界定与衡量(Hassett and Metcalf,1999)。直至国际金融危机骤然爆发,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纷纷推出众多各异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利效应才日渐显现,学术界据此重新将目光投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着手探索其定义。这一阶段,学者们提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政策潜在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涵盖的两个维度(Le and Zak,2006)。Bloom(2007)的观点与Le和Zak(2006)类似,他将经济政策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不确定性状态,定义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此后,学者们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一阶段学术界认为信息的不对称是政策不确定性的根源(Pastor and Veronesi,2012),他们指出,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来源于经济主体难以对政策的结果进行准确预测,进而导致政策的实施与调整均受到不确定性的困扰。Gulen和Ion(2016)在2016年进一步指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包括政策议题的多样性、政策出台的时间节点、政策内容的制定与修订过程,以及政策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等。
2.2 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2.2.1 企业金融化的含义
国内外的学者对企业金融化都有着深入的研究。Arrighi(1994)首次对企业金融化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实体企业倾向于削减实体运营领域的投入,转而加大在金融市场的资金投入力度,旨在追求更高的收益回报,这种企业调整其主要盈利模式的行为,即被界定为企业金融化。他认为企业金融化的原因是,企业面临实体经营收入逐步缩减的困境,缘由在于资本过度累积与商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此,企业转向资本市场寻求出路,通过金融市场的运作实现套利,以期获取更为丰厚的回报。在Arrighi的理论基础上,Krippner和Greta(2005)对企业金融化进行了进一步的定义,他们从两个维度解释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如当企业倾向于将实体运营所获利润大幅投向金融市场,以谋求投资套利,而非将资金用于再生产或技术研发创新;另一方面,若企业的利润增长及规模扩张主要源自金融投资活动,而非实体经营的贡献,这同样预示着企业正逐步走向金融化。Orhangazi(2008)深入剖析了企业金融化的三大特性,从盈利来源、投资布局及融资成本三个维度展开论述。具体而言,企业的主要利润源泉已转向金融投资领域;企业在金融市场的投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同时,企业向金融领域支付的利息支出相较于往年同期也有所增加。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也正面临艰巨的挑战,企业金融化趋势逐渐显现。部分学者指出,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扩张,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实体产业内部相似行业的集中导致了市场供给超出了市场需求,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这一状况致使企业生产经营的边际收益逐年缩减。为了谋取更高回报以维持企业运营,企业开始将原本用于再生产和技术研发的产业资金转向金融市场投资。随之而来的是,企业金融资产所占比重持续攀升,而固定资产的比例则逐年下滑(蔡明荣和任世驰,2014)。与此同时,企业的利润构成也发生了转变,不再主要依赖于主营业务收入,而是更多地来源于资本增值(张成思和张步昙,2016)。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6
3.1 相关概念界定................................ 16
3.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16
3.1.2 企业金融化.................................... 16
第4章 研究设计...................................... 29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9
4.2 变量选取与定义.......................... 29
第5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37
5.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37
5.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40
第5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5-1列出了本文所选样本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金融化(%&')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均值为0.051,最小值为0,最大值则达到0.723,这表明所选取的样本企业在金融化程度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解释变量,其均值为0.235,最小值为0.092,最大值达到0.390,这反映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时间维度上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企业规模(R&,7)均值为22.17,资产负债率(:7;)均值为0.412,盈利能力(-46)均值为0.041,企业成长性(QHBS8ℎ)均值为0.154,托宾Q值(ABC&'D)均值为1.970,股权集中度(ABT10)均值为0.589,企业年龄(%&HW6X7)均值为2.919,管理层持股比例(J.ℎ?H7)均值为0.145,董事会规模(YB?H>)均值为2.104,GDP增长率(Q<))均值为6.288,M2增长率(J2)均值为11.01,物价变动(%)F)均值为1.030,主要控制变量的均值均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参与者,必须时刻思考如何在多变的环境中有效应对风险、把握机遇。本文在现有经典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过往文献进行汇总,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实证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在实证检验阶段,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3年的数据为样本,以金融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表征企业金融化,用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用KZ指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用企业连续三年经行业调整后ROA标准差衡量企业风险承担。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控制与处理,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从分位数回归、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异质性、经济政策类型异质性三个方面展开了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分析,本文提出了企业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并参考江艇(2022)提出的检验中介效应的两步法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入研究中,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最终结果表明:
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促进企业金融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系数达到了0.113,且该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统计检验。此外,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控制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该回归结果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第二,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揭示出以下几点:①企业金融化的程度越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的促进作用就愈发明显;②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利润追逐动机超越了预防性储蓄动机,因此更倾向于配置更多的长期金融资产;③相较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影响效果更为强烈。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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