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代写职称论文低碳转型与科技金融协同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双政策视角
【摘 要】 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当前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绿色发展与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 2009—2022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因果森林模型及链式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以下简称“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单一政策，“双试点”政策叠加效应更强。政策协同通过“‘双试点’政策—绿色技术创新—数绿化协同转型—新质生产力”的链式中介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跃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数绿化协同转型是关键传导变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双试点”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在企业特征、所在行业竞争强度及城市资源禀赋层面均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对“双碳”目标下政府政策组合优化，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目录
引言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综述
1.2 研究假设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2.1.1 基准回归模型
2.1.2 机制分析模型
2.1.3 因果森林模型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2.2.2 解释变量
2.2.3 控制变量
2.2.4 机制变量
2.3 样本与数据来源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分析
3.2因果森林分析
3.3 稳健性检验
3.3.1 平行趋势假设评估
3.3.2 安慰剂检验
3.3.3 倾向得分匹配法
3.3.4 滞后期检验
3.3.5 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3.3.6 双重机器学习
3.4 机制分析
3.4.1 独立中介效应检验
3.4.2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4 异质性分析
4.1 企业特征
4.1.1 企业生命周期
4.1.2 企业属性
4.2 行业竞争强度
4.3 城市资源禀赋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5.2 政策建议
引言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新、要素创新配置及产业深度转型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具备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显著特征，需依托系统性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实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此论断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契合，也指明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通过低碳转型与科技金融创新协同驱动其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核心动能。201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启动低碳城市试点通知，并先后开展三批试点工作。该政策旨在通过政府规制与经济激励引导产业绿色转型，能直接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同年 12 月，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通过《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实施方案》，并于 2011 年开展第一批试点实施工作。该试点政策通过创新信贷工具、风险补偿等机制赋能技术革新，也有助于激励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以下简称“双试点”政策）或成为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两大重要举措。那么，“双试点”政策是否能够通过协同作用实现激励相容、更高效协同推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呢？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政策效果异质性如何？准确解答这些问题，不仅能为政府统筹试点政策、协同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新思路，更对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双试点”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基准回归结果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综述新质生产力作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备受关注。赵峰等指出其本质是创新与技术扩散过程 [1]，核心特征在于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劳动资料技术含量及劳动范围，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质量优先”跃迁 [2]。这一生产力的跃升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紧密相关，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成为关键支撑。生产力发展不仅需要优先推进科技创新，还需确保劳动力发展与之匹配，包括应对关键技术挑战、培养创新型人才以推动科学进步等，同时还需加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布局 [3]。关于如何衡量新质生产力，很多研究基于生产力要素理论提出了多维分析框架。有研究将劳动要素与生产工具分解为活劳动、物化劳动、硬科技与软科技四大维度 [4]。也有学者将新质生产力分解为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三大维度，并分别从数字、智能化、创新等多个角度选取劳动资料 [5,6]。此外，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学界已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是生产力进阶”的共识 [7]。因此，也有学者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核心要素，构建绿色生产力指标体系 [8]。不同政策实施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已受到学界关注。研究表明，绿色信贷、绿色金融、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5,8-10]。基于政策协同视角，创新驱动政策与产权保护政策、宽带中国政策与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政策等对新质生产力会产生叠加的促进效应 [11,12]。也有学者从城市和民营企业角度，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13,14]。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局限：现有新质生产力评估体系虽考虑多个方面的劳动资料，但鲜少同时考虑智能和绿色劳动资料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低碳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更没有探究其与科技金融结合试点的叠加效应及其协同机制。鉴于此，本研究首先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因果森林模型验证“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其次，构建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剖析“双试点”政策的作用机制；最后，从企业特征、所在行业竞争强度、城市资源禀赋三个层面剖析政策异质性影响。研究旨在为政策协同提供微观证据，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培育。
因果森林个体处理效应
1.2 研究假设“双试点”
政策作为重要政策工具，正深刻重塑新质生产力发展范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以绿色低碳为导向，其核心在于依托清洁能源、节能技术及环保材料应用推动生产流程优化与能源效率提升 [15]，从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科技金融作为金融创新的核心驱动力，融合数字化转型等要素，通过引导企业积极自主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对新质生产力产生促进作用 [16]。简言之，低碳城市试点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两个政策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双试点”政策框架下，一方面，低碳城市转型中的绿色创新技术需求与科技金融的资金供给形成协同效应：政府补贴与科技信贷直接降低研发成本，风险投资与知识产权质押机制加速成果转化，形成“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的闭环。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以“绿色发展”为内核，要求技术创新与生态效益统一 [17]，而低碳城市政策通过建设引导资金流向绿色技术领域，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形成政策叠加效应，显著提升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与技术绿色导向。从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来看，“双试点”政策驱动企业行为模式变革体现在劳动力层面强化可持续性技能培训，劳动对象层面优化资源配置合理性，劳动资料层面提升投资效率驱动研发创新。这种要素优化最终表现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全面提升，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关键动能。由此，提出以下假设：H1：“双试点”政策协同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对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关键作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借助环境规制，倒逼企业为降低合规成本而寻求绿色技术突破 [18]。该政策还通过构建碳市场、绿色认证体系等制度，为绿色技术提供长期市场需求预期 [17]。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通过政府创新补贴、绿色信贷、风险投资等工具，直接缓解企业绿色技术研发的融资约束 [13]。因此，“双试点”政策的叠加效应突破单一政策边界：低碳城市政策创造绿色技术需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响应”闭环。“双试点”政策的影响机制，既包含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激励，也涵盖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创新成果转化的资金支持与服务保障。由此，提出以下假设：H2：“双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提升新质生产力。企业数绿化协同转型指企业在同时实施数字化与绿色化两大战略过程中，借助数字技术资源与绿色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及高效配置，驱动经营范式与运营流程实现根本性变革，进而构建起数字赋能绿色、绿色牵引数字，二者互为支撑、协同增效的战略协同体系 [19]。具体而言，企业数绿化协同转型是通过数字技术精准赋能绿色目标的落地执行，绿色需求牵引数字技术的深化创新，构建起“数字—绿色”双向赋能闭环，驱动资源要素配置、价值创造逻辑及组织运作模式的系统性重构。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通过加大政府科技投入、促进科技人才集聚 [20]，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金保障与技术支撑，破解信息约束难题，加速转型进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突破单纯技术升级界限，成为驱动企业成长与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动力 [21]。此外，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通过资金扶持与政策引导 [22]，推动绿色技术研发应用，并助力企业绿色化转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效率与资本配置效能 [12]，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增强企业绿色竞争力。因此，在“双试点”政策引导下，企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产出绿色化及扩大绿色产品需求等机制，有效提升其数字化应用水平和绿色化转型技术。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形成叠加效应，为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系统性支持。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3：“双试点”政策通过促进企业数绿化协同转型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不仅提升企业环保能力和技术水平，还为企业数绿化协同转型提供重要支撑。数绿化协同转型能够促使企业运用先进技术与系统集成，提升生产效能与创新能力，进而提升新质生产力。因此，“双试点”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最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H4：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数绿化协同转型在“双试点”政策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5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本研究以 2009—2022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因果森林模型及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双试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与单试点政策相比，“双试点”政策更加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且 这 一 政 策 效 应 通 过“‘双 试 点’ 政策—绿色技术创新—数绿化协同转型—新质生产力”的链式路径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是政策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因素。此外，研究还从企业特征、行业竞争强度及城市资源禀赋等维度进行了异质性探讨，发现“双试点”政策对处于衰退期与成长期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处于高竞争行业企业和非资源型城市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双试点”政策的有效性，揭示了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数绿化协同转型的关键作用，也为政策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5.2 政策建议（1）优化科技金融支持与环境政策组合设计，持续释放政策叠加效应红利。具体而言，深化推广“双试点”政策，遵循“先试点后推广”的实践路径，设立“双试点”城市。此路径既能有效激发地方政府参与“双试点”区域申请的积极性，又有助于规避大规模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潜在风险。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性考量，可界定提升新质生产力的量化指标，并据此科学规划政策组合方案。（2）基于研究识别的“双试点”政策作用路径，确保政策精准落实。其一，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核心支持领域，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实施税收优惠等举措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同时，完善标准与监管体系，确保创新成果质量。其二，企业需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力度，推动企业数绿化协同转型。此外，试点区域要依托自身优势构建绿色创新生态，加强区域协同合作，共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3）实施差异化政策组合策略，因地制宜推进“双试点”政策落地。在推行过程中，需充分考虑不同企业特征，不同行业竞争强度和城市资源禀赋差异，避免政策实施“一刀切”。具体而言，针对处于衰退期和成长期企业，应侧重资金扶持与创新激励，强化技术指导与市场开拓；对成熟期企业则以标杆管理推动其绿色升级；针对非国有企业可建立“政策适配性评估平台”，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资源缺口与政策需求；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可提供专项资金，用于技术培训、专利服务；对于高竞争行业企业，则应通过政策引导加速推进绿色创新进程；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城市则分别侧重产业调整与政策强化。企业需结合所在城市资源禀赋制定发展战略，通过政策精准实施与企业主动响应，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提升，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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