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2009—2021年全国工商注册企业全量信息中的高技术行业企业新进入率,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试点政策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科技金融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进入率,且这一影响在属地科技发展水平越高、属地金融资源禀赋越丰富的地区更为突出。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扩大科技财政投入、吸引风险投资与推动信用社会建设来促进高技术企业进入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科技金融试点政策支持下,高技术企业进入率提升后产生的创新激励效应具有明显的靶向特征,即显著促进了地区实质性创新,但未引致地区的策略性创新。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应考虑继续扩大科技金融试点范围,将科技财政投入、风险投资引入与信用社会建设作为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着力点。以上结论厘清了科技金融试点政策与高技术企业进入率之间的内在关联,丰富了两者各自领域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实践中如何更好地优化与推广科技金融试点范围提供有益见解与决策参考。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Sci-Tech Finance Pilot Policyon the Entry Rat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Chu Peipei, Zhang Rao( College of Fina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
Abstract: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market entities is a key path to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new entry rate of high-tech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the nationaltotal information of registere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21, employing the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model, this paper uses the policy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finance pilot" as anexogenous impact to test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pilot policy on the entry rat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ci-tech finance pilot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ntry rate of high-techenterprises, and this impact is more prominen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local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richer local financial resource endowments. Mechanism testing shows that the sci-tech finance pilot policy mainlypromotes the entry rat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by expanding technology financial investment, attracting venturecapital,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redit society.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under the support of sci-techfinance pilot policy, the innovation incentive effect generated by the increase in the entry rat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has obvious targeted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i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substantive innovation in the region, but does notlead to strategic innovation in the region. Drawing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t recommends further expanding the scopeof sci-tech finance pilot programs. Particula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integrating public funding for science andtechnology, introducing venture capital,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credit-based society as critical leveragepoi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ilot policies. The above conclusion clarifies the inhere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i-tech finance pilot policy and the entry rat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each field, and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how to better optimize and promote the scope of sci-techfinance pilot projects in practice.Key words: sci-tech finance pilot policy; entry rat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technology financial investment; venturecapital; credit society
文章目录
0 引言
1 文献综述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2.2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率的作用机制分析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3.2 模型设定
3.3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3.3.1 被解释变量:高技术企业进入率
3.3.2 核心解释变量: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冲击
3.3.3 控制变量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4.2 内生性处理
4.3 稳健性检验
4.3.1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4.3.2 安慰剂检验
4.3.3 其他稳健性检验
4.4 异质性分析
4.4.1 属地科技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影响
4.4.2 属地金融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影响
5 机制检验
5.1 科技财政投入
5.2 风险投资引入
5.3 信用社会建设
6 高技术企业进入的靶向创新效应分析
7 结论与建议
7.1 研究结论
7.2 对策建议
引言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动力转换、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任务繁重。在转变过程中,需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并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1] 。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先导产业,高技术产业始终处于重大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已成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节点产业与关键领域。因此,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是国家长期坚持的战略方向。Yang 等[2] 、丁勇等[3] 的研究认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始终面临着融资成本与调整成本的“双高”约束以及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影响,其创新成效往往难以达到良好预期,亟须获得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支持。例如,唐松等 [4]的研究指出创新成效低下往往与现实金融体系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有密切关联。该点在《“十四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中已被明确提及,同时该文件强调了“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行动实施,实现金融、科技与产业良性循环”。为充分发挥金融对高技术产业的赋能作用,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科技金融旨在推动科技要素与金融要素的内生融合,强化关键领域和前沿高技术产业的金融支撑,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供给、科技支撑和新的成长空间。在此背景下,科技金融如何作用于高技术产业发展值得学术界进行更细致的思考并给予针对性关注。作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高技术企业进入对于塑造整个高技术产业的未来格局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依靠创新驱动谋求发展的关键阶段,高技术企业的进入不仅反映了一段时间内以企业微观为主导的创新载体的动态变化信息,而且可以进一步产生创新集聚效应,为高端前沿性创新注入更多持续动力,从而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持续性发展。因此,高技术企业的进入可被视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然而,创新活动伴随着高资本投入、长回报周期以及不确定的回报,致使高技术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过程中难免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信贷歧视,即使企业有志于投身于科技创新的浪潮中却缺乏资金而难以推进,这也成为阻碍企业进入高技术产业的主要障碍之一。事实上,高技术企业进入离不开专业化特色化的金融支持[5] ,探索更加有效的金融创新方式来激励高技术企业进入,进而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2011 年,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引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动力转换、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任务繁重。在转变过程中,需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并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1] 。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先导产业,高技术产业始终处于重大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已成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节点产业与关键领域。因此,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是国家长期坚持的战略方向。Yang 等[2] 、丁勇等[3] 的研究认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始终面临着融资成本与调整成本的“双高”约束以及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影响,其创新成效往往难以达到良好预期,亟须获得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支持。例如,唐松等 [4]的研究指出创新成效低下往往与现实金融体系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有密切关联。该点在《“十四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中已被明确提及,同时该文件强调了“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行动实施,实现金融、科技与产业良性循环”。为充分发挥金融对高技术产业的赋能作用,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科技金融旨在推动科技要素与金融要素的内生融合,强化关键领域和前沿高技术产业的金融支撑,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供给、科技支撑和新的成长空间。在此背景下,科技金融如何作用于高技术产业发展值得学术界进行更细致的思考并给予针对性关注。作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高技术企业进入对于塑造整个高技术产业的未来格局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依靠创新驱动谋求发展的关键阶段,高技术企业的进入不仅反映了一段时间内以企业微观为主导的创新载体的动态变化信息,而且可以进一步产生创新集聚效应,为高端前沿性创新注入更多持续动力,从而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持续性发展。因此,高技术企业的进入可被视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然而,创新活动伴随着高资本投入、长回报周期以及不确定的回报,致使高技术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过程中难免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信贷歧视,即使企业有志于投身于科技创新的浪潮中却缺乏资金而难以推进,这也成为阻碍企业进入高技术产业的主要障碍之一。事实上,高技术企业进入离不开专业化特色化的金融支持[5] ,探索更加有效的金融创新方式来激励高技术企业进入,进而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2011 年,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确定首批开展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的通知》(国科发财〔2011〕539 号),选定天津市等 16 个省(市)为首批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以下简称“科技金融试点”)地区,并在2016 年公布了第二批试点城市名单。试点政策旨在创新科技财政投入方式、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等多元资本支持以及建立科技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等途径,加快建立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有效对接机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领域,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因此,该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发挥金融“活水”对科技型企业的精准滴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作为我国重要政策创新,科技金融试点对在位科技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率产生何种影响?其作用机制又如何?在属地科技发展水平不同和金融资源禀赋不同的地区,该政策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率的作用呈现何种差异?进一步地,高技术企业的进入是否会提升试点城市创新质量?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科技金融与高技术企业进入的关系,以及掌握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实际效果。

1 文献综述
引导资金优化配置至驱动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重大和前沿技术创新领域是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实施的核心目标之一。高技术企业作为创新领域的微观主体,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产出重大科技成果等方面发挥着“头雁”引领作用。深入考察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的影响,关键在于全面认识科技金融试点对企业产生的多维经济社会效应,以及高技术企业进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等,因此本文将重点对这两部分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对在位企业产生深远影响,已有文献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基于科技金融的本质特征,目前多数文献侧重于探讨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在位企业创新的影响,可分为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个维度。具体而言,在创新投入维度上,科技金融试点政策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杠杆效应,使企业增加对于创新的投入,提升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意愿和能力 [6] 。另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持续促进作用 [7]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塑造了企业竞争优势。若将创新投入视为试点政策的前端,那么企业创新产出则更接近于试点政策的后端。在创新产出维度上,科技金融试点的实施不仅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产出总量,还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其中融资约束缓解和财政科技投入是该政策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关键渠道 [8] 。除此之外,许嘉扬等[9] 基于绿色发展视角,指出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专利数量与质量也产生显著的双重促进作用;同时,科技金融试点政策还可通过知识溢出和需求拉动两个渠道来实现客户向供应商的创新溢出 [10] 。除了考察科技金融试点政策与在位企业创新的关系外,还有部分文献讨论了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在位企业发展其他维度的影响。例如,杨蕊等[11]发现,科技金融试点政策能够对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原有的信贷关系产生一定冲击,有效刺激企业关系型贷款的增长,显著提高企业获取贷款的可得性;朱仁泽等[12]的研究发现,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可通过规制金融资本的投资方向,引导金融资本有序发展,从而缓解企业资金的期限错配问题。在打破融资约束难题后,试点政策可通过产生人才集聚效应[13],最终促进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14] 。高技术企业进入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响因素与作用效应等方面。在高技术企业进入的影响因素方面,现有文献侧重制度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余明桂等[15]的研究发现,高技术企业进入决策受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例如税收减免、设备加速折旧或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能够显著降低高技术企业进入的成本和门槛,进而促使高技术企业创业活动增加。类似观点也在 Sedlacek 等 [16] 、田磊等[17]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另外,彭俞超等[1]指出,作为政府制定的一项劳动保护制度,最低工资上调引发的劳动力成本外生上涨与高技术企业进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筛选效应发挥了重要的机制作用。区别于政府政策,区位因素同样是高技术企业进入的重要影响因素。郑江淮等[18]的研究发现,本地创新能力成为新企业特别是依赖于前沿创新活动的高技术企业选址的重要区位因子,并且持续吸引着高技术企业的进入。当然,除上述因素之外,地区高技能人才的供给水平、风险资本的支持程度以及行业技术知识的丰富程度等也对高技术企业的进入决策产生了关键影响。关于高技术企业进入的作用效应研究,已有文献表明,富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企业能够不断释放创新活力,已成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但涉及高技术企业进入所产生的多重效应,现有文献尚且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制造业企业或全行业新企业进入的作用效应研究。例如,毛其淋等[19] 、李平等[20] 从生产率视角出发,实证得出大规模制造业企业进入能够显著提高中国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生产率;陈艳莹等[21] 基于逃离竞争效应视角,发现中国转轨时期的新企业大量进入非但没有降低在位企业的利润率,反而总体上提升了在位企业的利润率水平。除了微观与中观层面的效应之外,持续的新企业进入还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一点在田磊等[17]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当然,新企业进入也有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明秀南等[22]实证研究了企业进入与腐败的关联,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特别是在制度环境较弱时,私营企业进入加剧了腐败。尽管上述文献具有较高的启示价值,但大多数围绕科技金融发展对在位企业的多重效应,以及高技术企业进入的动因及效应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却忽视了科技金融对企业进入行为特别是高技术企业进入这一动态过程的影响。作为针对性较强的金融创新,科技金融在对在位企业提供创新支持的同时,对新进入企业的促进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因此,本文从政策视角出发,考察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2.1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率影响的理论分析Gao 等[23] 、巩艳红等[24] 的研究认为,科技金融是指为促进技术创新而实施的系列金融手段,可以推动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领域,进而促进从技术研发到商业化的全周期发展;Xu 等 [25] 的研究表明,科技金融在为科技型企业的研发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与创新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明显的靶向特征,能够对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此外,科技金融还可以通过改善科技型企业的融资结构与融资渠道,支持其成长和创新,从而促进科技型企业的持续长远发展[26]。而高技术企业进入主体正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的科技型企业,因此可进一步推测,科技金融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高技术企业进入的决策。作为一种实践性测试和创新性机制,科技金融试点对高技术企业进入市场的作用在于能够为其提供重要的针对性扶持。具体来说:一方面,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技术企业进入面临的融资难题更为突出。由于高技术初创企业往往具有高投入、高风险、收益不确定性较强等特点[27],金融机构在信贷投放时更多地偏向于经营稳健、处于科技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大中型高技术企业,使得科技与金融出现诉求错配的情况。而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则意味着政府将在公共金融领域加大对高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推进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以缓解高技术企业进入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从而进一步加快地区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化进程[28] 。另一方面,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强调构建区域科技金融生态,建立健全适应技术研发、科技创业、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不同发展阶段要求的多元化、多层次科技创业投融资服务体系,努力形成“初创有扶持、成长有促进、成熟有激励”的科技创业投融资机制。如此而言,该试点政策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与导向性,即从金融角度来看,着力优化信贷、投资、保险等各类型金融工具,提供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从受益对象来看,重点扶持包括高科技创业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在内的科技型企业;从科技链条来看,关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转化—产业发展”的全链条。在这样的情境下,科技金融试点政策无疑给高技术企业进入创造了更有利条件。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 1: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促进高技术企业进入率提升。

机制检验结果
2.2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率的作用机制分析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进一步明确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影响高技术企业进入的作用机制,旨在构建一个“科技金融试点政策 - 高技术企业进入”的综合分析框架。因此,本文主要依据《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实施方案》的试点内容,从科技财政投入、风险投资引导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3 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将通过扩大科技财政投入促进高技术企业进入市场。科技金融试点政策以整合吸纳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为重点,创新科技财政投入方式,引导促进金融资源投向高新技术园区、科技产业园区和科技型企业,有效提升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配置结构。具体而言,科技金融试点政策通过运用无偿资助、创业投资引导、风险补偿等事前激励方式,发挥科技财政投入的杠杆激励效应,推动各地加大对金融资本、创业资本及民间资本参与科技项目的引导作用。如此一来,科技财政投入将与优化市场金融资源配置协同作用,为新兴的高技术企业进入市场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与良好融资环境,从而进一步推动地区科技创新发展[29]。另外,与事前激励相对应,税收减免、优惠税率、返还、后补助等作为科技金融试点政策支持高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事后激励,其更多是立足高技术企业进行重大创新活动后的激励与补偿,这对企业持续创新和新兴市场优势的塑造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30]。综上所述,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实施之后,由政策试点传递的利好信号将会大幅提升高技术产业潜在进入市场企业的意愿,缓解高技术企业进入市场的后顾之忧,进而吸引更多高技术企业进入市场。
第二,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将通过吸引风险投资促进高技术企业进入市场。与具有资金和资源优势的在位企业不同,由于新建高技术企业自身的独特性以及缺少一系列能够证明自身资质的材料,企业进入市场的启动资金主要来源于风险投资[31] 。研究表明,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于强化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企业的孵化效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2] 。具体而言,科技金融试点地区通过整合现有科技资源,构建面向金融机构和高技术企业的信息发布、网上投融资交易对接等功能的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畅通高技术企业与外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缓解风险投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促使更多科技风险投资项目的达成。与此同时,科技金融试点地区通过持续的科技财政投入向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增强风险投资机构对高技术企业发展前景以及实力的认可,引导风险投资机构在保障经济效益前提下加大对高技术企业的资金投入,进而为高技术企业创业过程跨越“死亡之谷”提供关键性支撑。在上述情境下,科技金融试点政策所带来的风险投资吸引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高技术企业进入的主观能动性,加速高技术企业进入决策的形成,并缓解信贷约束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的负面影响。
第三,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将通过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高技术企业进入市场。推进企业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而言,鉴于高技术初创期企业缺乏有形抵押品,科技金融试点地区通过建设企业信用数据库、大数据金融服务平台等科技金融基础设施,不仅可以采集高技术企业的金融信息,还可以获取其社会信用信息,包括经营状况、纳税信息、发展历史等非金融信息[33] ,这将有助于弥补高技术企业信用缺失问题,建立促进资金供给方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信用增进机制,为疏通高技术企业融资渠道创造更多条件。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的企业信用信息化建设将会逐步成为透明信用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34] ,促使社会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最终构建一个有益于全社会的信用体系。进一步来说,只有在诸如社会信用体系等相关制度机制趋于健全的情况下,才能为高技术企业进入创造一个优质的社会信用环境与营商环境,这一定程度上将会降低高技术企业进入的制度性壁垒,增强高技术企业进入的热情与信心,有利于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 2:科技金融试点政策通过扩大科技财政投入、吸引风险投资与推动信用社会建设来促进高技术企业进入率提升。
结论与建议
7.1 研究结论高技术企业进入作为推动我国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而金融支持是促进高技术企业进入的关键因素。基于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准确定位,以金融“浇灌”科技,有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这无疑为高技术企业进入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此,本文基于 2009—2021 年全国工商注册企业全样本数据中的高技术行业企业新进入率,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实证检验了试点政策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随后进一步考察了试点政策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率的异质性影响,以及高技术企业进入的靶向创新效应。研究发现,科技金融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进入率,并且该促进效应在科技发展水平越高与金融资源禀赋越丰富的地区越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科技金融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扩大科技财政投入、吸引风险投资与推动信用社会建设为高技术企业进入提供了新的动能空间。进一步讨论发现,高技术企业进入产生的创新效应具有明显的靶向特征,即显著促进了地区实质性创新,但未导致地区的策略性创新。
7.2 对策建议
第一,应考虑继续扩大科技金融试点范围,强化试点政策对高技术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以进一步推动科技产业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与科技息息相关的政策创新,科技金融试点政策不仅对现有科技型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高技术企业进入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应在原有试点地区的基础上,为地方实施科技金融创新提供政策空间,支持具备科技基础与金融基础的城市或经济区继续推动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并将其作为吸引高技术企业进入进而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需注意,应避免简单复制其他试点地区的模式,尤其是对于那些科技基础薄弱、金融资源匮乏的地区,需要完善与本地科技产业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相关配套产业,提升现有科技产业的竞争优势,为后续开展科技金融试点奠定基础。
第二,应将科技财政投入、风险投资引入与信用社会建设作为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着力点,从而更好地推动高技术企业进入。因此,在实施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轮”驱动效应,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高技术企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及资源倾斜等支持力度,探索构建适合高技术企业的金融服务模式,以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企业进入的客观能力与主观意愿,同时还要通过市场机制撬动大规模的社会创新资本投入,关键环节在于激发区域风险投资市场活力,发挥“投早、投小、投新”策略对高技术企业发展壮大的赋能作用,以此激励更多革命性和颠覆性技术领域初创高技术企业的入驻。此外,信用体系建设的中介作用不容忽视。需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优化属地信用环境与营商环境,以此来帮助更多高技术企业获得融资渠道、公众支持以及外部服务,同时强化高技术企业的入驻信心与进入热情。
第三,应强化高技术企业进入所产生的靶向创新效应,持续通过科技金融试点方式支持高技术企业进入,最大程度推动属地的实质性创新发展。高技术企业作为城市创新活动的引领者,对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依托科技金融试点政策东风,支持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增长潜力的高技术企业进入,激励新进入高技术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活动,以突破我国城市技术创新及其“低端锁定”困境,从而推动城市创新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同时,还应加强对非试点城市内高技术企业创新活动的监督,引导高技术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活动,避免诸如虚假创新或“专利泡沫”等问题的出现,从而最大限度缩小各城市在创新发展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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