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职称论文 如何做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中国情境下的论争、回应与提升路径

［摘 要］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以扎根本土实际、关注本土问题、总结本土经验的鲜明特色，契合了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需求，呈现蓬勃发展之势，然而与社会学、工商管理等学科相比，其既具有后发者优势，又面临后来者挑战。外部批评集中于案例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代表性与实用性等方面；内部分歧则体现在知识发现、理论外推、研究规范与资料来源等方面。为应对这些挑战，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须树立方法自信与形成范式自觉，既充分认识案例研究的独特价值，又清晰把握不同研究范式的差异及适用条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更好的故事与更好的理论构念、抛开理论禁锢与回归文献对话、翔实的数据与扎实的证据链条、适配的设计与清晰规范的呈现、夯实案例内分析与发展跨案例研究来推动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整体水平提升。

文章目录

一、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后发者优势与后来者挑战

二、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方法论争

    （一）针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外部批评

    （二）来自案例研究阵营的内部分歧

        1. 知识发现的争论：一定要有因果机制吗

        2. 可重复性的争论：一定要理论外推吗

        3. 操作呈现的争论：一定要统一规范吗

        4. 资料来源的争论：一定要一手资料吗

三、以方法自信与范式自觉回应案例研究方法的论争

    （一）树立对案例研究优势及适用的方法自信

        1. 着眼于意义建构和知识发现

        2. 重视情境的浸润和过程探查

        3. 适应复杂系统的开放和兼容

        4. 持续的实践互动和理论迭代

    （二）培养对案例研究范式及其差异的方法自觉

        1. 实证主义与诠释主义：案例研究的两种传统

        2. 科学偏好、人文偏好、实用偏好：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三种范式

四、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提升路径

    （一）更好的故事与更好的理论构念

        1. 以更好的故事提供强烈的研究动机

        2. 以更好的理论构念实现令人满意的研究升华

    （二）抛开理论禁锢与回归文献对话

        1. 抛开理论禁锢，以开放心态接受故事馈赠

        2. 回归文献对话，以闭环思维升华理论贡献

    （三）翔实的数据与扎实的证据链条

        1. 以翔实的数据提升案例研究的信度

        2. 以扎实的证据链条提升案例研究的效度

    （四）适配的设计与清晰规范的呈现

        1. 以适配的设计实现研究要素的有机统一

        2. 以清晰规范的呈现实现研究成果的有效传播

    （五）夯实案例内分析与发展跨案例研究

        1. 以深入的案例内分析实现机制的有效识别

        2. 以系统的跨案例研究实

一、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后发者优势与后来者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需求日益迫切，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以其扎根中国实际、关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的鲜明特色，契合了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需求，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从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数量不断增加；从成果发表期刊来看，《管理世界》《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公共管理评论》等权威期刊中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成果占比迅速增长，相较于规范研究和量化研究呈现出“弯道超车”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成果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成果评价标准不一等突出问题。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早已广泛应用。在社会学研究中，案例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 19 世纪弗雷德里克·勒普累的研究［1 ］；而在管理学领域，哈佛商学院早在20 世纪初就开始采用案例教学［2 ］。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案例研究早已形成深厚积淀，费孝通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堪称中国社会学案例研究的典范；在工商管理领域，中国人民大学从 2007年起连续举办“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相比之下，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系统化进程起步较晚，这意味着相对于社会学、工商管理等学科，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既具备后发者的优势，也面临后来者的挑战。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后发者优势主要体现为：一方面，社会学、工商管理等学科的案例研究已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和积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范式，可以为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例如，从《管理世界》连续刊载的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综述可以看出，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方法的早期讨论主要集中于规范性和理论贡献等基本问题，而后转向案例选择、研究设计、数据分析等具体实操细节，在中后期还涉及“道与术”以及科学哲学基础的讨论①。这些讨论为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提供了路径遵循，同为管理学科的公共管理，在案例研究方法推进过程中也同样需要注重这些方面的讨论。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发展中的不足也为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提供了前车之鉴。例如，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长足发展，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依然存在知识发现远不及经验凝练的问题，特别是过分强调规范性，导致一些案例研究陷入“一阶、二阶、三阶”范畴提炼的刻板倾向，反而损失了故事的丰富性和深刻洞见。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后来者挑战主要表现为“标准捆绑”与“混沌中的混战”：一方面，社会学与工商管理的案例研究已分别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范式，这在提供经验借鉴的同时，也无形中将其案例研究规范强加于公共管理学科，而忽略了公共管理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方面的独特性，使其陷入“标准捆绑”。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学与工商管理两大学科在案例研究范式及其评价标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作为起步较晚的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不同学科知识溯源下的范式之争。近年来，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方法讨论的成果不断涌现，不同学科背景和学术经历的学者之间观点碰撞较为激烈，从案例研究的知识贡献和规范性要求，到案例选取、研究设计、数据分析，乃至在科学哲学基础等方面，均未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表现为“混沌中的混战”。

二、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方法论争综观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方法论争，主要体现在外部批评和内部分歧两个方面。

（一）针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外部批评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来看，案例研究方法长期面临来自其他研究范式的质疑，其中，大部分质疑来自定量研究，也有个别质疑来自规范研究。一是有关科学性的质疑，主要指涉案例研究在方法本身及操作过程中缺乏统一和规范的程序，研究结果难以复制和验证，案例研究因其“定性的、经验型的”属性特征始终遭到那些从事定量研究学者的批判和质疑［3 ］。以定量研究为代表的学者强调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而案例研究的灵活性和情境性恰恰与这一追求相悖。当然，这也跟当前案例研究成果的总体水平不高有关，特别是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因此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受到的批评最多［4 ］。二是有关客观性的质疑，主要涉及对案例研究信度和效度的质疑。定量研究者认为，案例研究过于依赖研究者的主观判断，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稳定性难以保证［5 ］。三是有关代表性的质疑，主要指涉案例研究多采用目的抽样而非随机抽样，样本的代表性不足，特别是个案研究结论的外推缺少抽样代表性的前提。当缺乏变量化视角时，典型性、代表性、充分性都难以谈起［6 ］。四是有关实用性的质疑。一些定量研究者认为，案例研究只能提供描述性的认识，难以发现普适的因果规律；而规范研究者则指出，一些案例研究容易陷入就事论事，导致理论贡献缺失［7 ］。案例研究所面临的外部质疑，既有对其作为科学方法的质疑，也有对其理论贡献的质疑；既涉及技术层面的程序规范，也涉及认识论层面的客观性问题。这些质疑从不同角度对案例研究的正当性提出了挑战。尽管一些案例研究者力图通过完善研究程序、强化理论创新等途径回应这些质疑，但在科学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下，案例研究要彻底摆脱“次等公民”的地位仍任重道远。

（二）来自案例研究阵营的内部分歧相较于外部批评，案例研究阵营内部的方法论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评价标准不一致等问题，对案例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更大影响。这种争论并不仅限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而是广泛地投射在日常学术讨论和学术评价中。1. 知识发现的争论：一定要有因果机制吗张静指出，解释性知识、理解性知识、规范性知识都是案例研究的知识发现目标。其中，解释性知识是有关影响、起因或推动力（动力条件和行为、事件的因果关系）的知识；理解性知识是挖掘特定条件下的行为（行动）之特点、内涵和意义的知识；规范性知识是挖掘有关“价值评估”的知识［8 ］。如果这一阐释能够获得大部分学者的认同，那么有关案例研究是否一定要追求因果机制的问题是可以终结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阐述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具有国际视野和量化研究背景的学者坚定地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就是要发现和证实稳定的经常出现的规律的一般性”［9 ］。另一些学者则观点鲜明地指出，“如果太过强调特定强势学科所规定的‘因果机制’识别方案，会导致一部分既有现实意义又具备理论价值的案例研究被忽视掉或放弃”［10 ］。2022 年，在“如何构建中国场景的案例研究”青年研讨会上，梅赐琪发表了《真相还是意义：辨析案例研究的目的》的引导性发言。他指出，案例给予人们的启发远大于对它的改造，因此需要承认意义构建的局限，理解意义构建的“自我实现性”①。2. 可重复性的争论：一定要理论外推吗案例研究结论的外推在工商管理案例研究中获得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悉尼·维巴指出，如果定性研究者能够关注那些在定量研究中已经普及的科学推论原则，他们所从事的非统计研究的结论将会更加可靠［11 ］。苏敬勤、吕禾雨和高昕指出，普适性的缺失会对管理研究的价值造成严重反噬，不能外推的研究结论无法保证其具有普适性［12 ］。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张建民和何宾很早就指出，概推性问题困扰着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案例研究者，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者也不例外［ 13 ］。于文轩也指出，拥抱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的欧洲案例研究的传统，尽管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叙述丰富，充满细节和情景，但是由于强调个人的主观解释和看法，研究成果无法类型化，无法外推和重复［9 ］。与之相对，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每个案例都是独特的，对个案的深入理解本身就具有重要价值，急于得出一般性结论反而可能导致理论的庸俗化［14 ］。事实上，许多经典的组织研究，如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15 ］5-12、菲利普·塞尔兹尼克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与草根组织”的研究［16 ］都是基于单案例研究得出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张静［17 ］、刘军强［18 ］等学者均发表了高水平的单案例研究成果。如果单案例符合独特性原则，就同样符合科学原则。

3. 操作呈现的争论：一定要统一规范吗在操作与呈现方面，Eisenhardt 提出了案例研究的“路线图”，包括启动、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研究工具与方法选择、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形成假设、文献对话、结束等 8 个步骤［19 ］。罗伯特·K·殷对案例研究方案的设计、收集资料、证据分析等环节提出了更为详尽的操作规范［20 ］22-148。在中国，工商管理领域的案例研究已经执着地走上了规范操作的道路。综观《管理世界》连续刊载的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综述，围绕规范性和实操过程的讨论占比最高①。苏敬勤、刘静和吕禾雨专门就案例研究实操过程发表文章，提出了案例研究“归纳-溯因-演绎”三阶段的统一底层逻辑［21 ］。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臧雷振、徐榕和陈香妤专门撰文指出，在案例研究方法使用中促进数据透明、过程透明、分析透明，能进一步保障研究的真实性，对拓展个案研究限度、强化证据导向、提升案例研究方法挖掘因果机制能力等产生积极作用［22 ］。相比较而言，另一些学者则质疑这种“程序化”倾向，认为它可能束缚案例研究的灵活性和创造力。宋程成指出，真正优秀的案例研究“重意不重形”，只要能够将数据合理呈现并开展有效的比较分析，是否有相应的“一级概念”“二级概念”，甚至“三级概念”并不重要［10 ］。在 2023 年的“中国公共治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上，梅赐琪教授以“规范还是灵光？质性研究方法的旨趣追求”为题，提出了“规范为什么走不远”的疑问，他认为，与所应追求的灵光相比，案例研究的规范性是第二位②。4. 资料来源的争论：一定要一手资料吗在资料来源上，社会学领域的案例研究对深深植根于田野有更为强烈的信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等社会学经典著作均离不开田野调查。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杨立华和李志刚指出，只有及时地搜集大量一手资料，才能确保所搜集的资料及其披露信息的时效性［23 ］。《公共管理学报》名誉主编米加宁多次强调，案例研究必须植根于真实情境和田野中，深切感受真实的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在难以进入的领域，文本资料同样可以提供丰富、深刻的洞见［24 ］。柳武妹、杨巧英和康娜的研究指出，二手数据法具有样本量大、可复制性高、外部效度强等优势，在增强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和现实影响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5 ］。在公共管理领域，受政府运行“暗箱”效应的影响，一手资料往往不容易获得，二手资料的运用往往更具可行性和效率。马亮和杨媛的《城市公共服务绩效的外部评估：两个案例的比较研究》［26 ］等比较案例研究成果正是以二手资料为基础完成的。李辉、黄雅卓、徐美宵等人的论文《“避害型”府际合作何以可能？———基于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扎根理论研究》［27 ］也是以公开报道的二手数据为主。

1. 抛开理论禁锢，以开放心态接受故事馈赠案例研究的生命在于发现“新故事”、提出“新问题”、构建“新理论”。在具体研究中，理论禁锢常常成为桎梏案例研究想象力的枷锁，导致研究者对理论框架以外的丰富多彩的要素和关系视而不见，甚至试图以既定知识框架捆绑真实世界的要素和关系，从而陷入“削足适履”的误区。过度的理论驱动可能使研究者对意料之外的关键信息视而不见。因此，案例研究应敢于打破窠臼，拥抱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通过细致观察案例情境，以开放的视野捕捉生动有趣的要素，再以归纳的思维筛选和整合具有理论意义的关键要素，进而上升为新颖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构念。

2. 回归文献对话，以闭环思维升华理论贡献抛开理论禁锢绝不意味着完全摒弃理论视角；相反，对已有理论的批判继承，有助于研究者找准理论定位、实现理论创新。案例研究中至少有两次回归理论对话的契机：第一次是在发现故事及其背后蕴含的现象和问题时，需要回归文献对话，在已有知识体系中找到现象和问题背后的理论坐标。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区分故事中蕴含的现象和问题在已有知识体系中的未知和已知，以未知提供研究动机，以已知提供探索基础。第二次是在发现理论构念，形成联结模型后，再次回归文献对话，这既包括与类似观点的文献对话，以增强本研究所得出的观点的说服力，也包括与矛盾的观点进行文献对话，以揭示本研究的新发现。通过回归文献、对标前沿，案例研究可以厘清案例发现的独特价值，由此实现从个案知识到理论贡献的跃升。正如凯瑟琳·艾森哈特所言，将案例研究形成的理论和现有文献相联系，有助于提高由案例研究构建理论的内部效度、普适性和理论水平［35 ］16。（三）翔实的数据与扎实的证据链条翔实的数据为案例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经验支撑，而扎实的证据链条则确保了案例研究的效度。这两个要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案例研究质量的重要保障。1. 以翔实的数据提升案例研究的信度翔实的数据基础既是案例研究信度的重要来源，也是案例研究的立身之本。20 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就提出民族志研究应对资料进行忠实描述［45 ］。这一思想对当代案例研究仍具指导意义。面对案例现场的复杂性，研究者应遵循“地毯式搜索”的原则，通过系统梳理档案、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式，构建全面、可靠的资料库，呈现有关故事及其研究议题的全貌，为理论分析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案例研究还应力求数据分析的严谨性。这不仅意味着对行为事实的细致考察，也包括对行动背后意义脉络的深入挖掘。通过对资料的分层编码、持续比较，研究者得以在具体描述和抽象概括间实现循环往复、不断抽象，直至实现理论范畴的饱和。

当前，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案例研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单案例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而跨案例比较研究相对匮乏。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在单案例研究中，多数研究也仅停留在叙事性描述和理解性阐释层面，未能充分发挥案例研究在理论构建方面的潜力。因此，提升案例研究的知识发现能力，需要在案例内研究和跨案例研究两个维度同步发力。

1. 以深入的案例内分析实现机制的有效识别虽然个案研究在细致观察和深入理解方面具有优势，但要实现从描述到理论的跨越，需要更系统的研究策略。纵向分析、嵌入式观察、过程追踪等策略可以帮助研究者系统把握个案的动态演化历程，揭示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纵向分析聚焦案例的历时性演变，揭示因果链条和机制演化，如安东尼奥·葛兰西通过对意大利历史的系统考察，阐释了文化领导权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转化［46］，这种历时性分析有助于把握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嵌入式观察强调研究者对场景的深度浸润，张金岭在法国里昂的民族志研究中通过长期人类学田野调查，深入剖析法国社会的复杂性，揭示了其“成品知识”与“成品社会”背后的“制造”过程［47 ］。过程追踪则着眼于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厘清不同行动者的互动机制，这一方法特别适合研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变通与创新。

2. 以系统的跨案例研究实现理论的有效提升跨案例比较是实现从个案经验到普适理论提升的关键路径。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治理情境下，跨案例研究的价值尤为突出。一方面，特定制度在不同地区的扩散和移植过程往往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另一方面，不同类型案例间可能存在深层的共性规律。这些复杂现象需要通过系统的跨案例比较来揭示其内在逻辑。实现有效的跨案例比较需要两个关键工具：一是理论抽样，即基于现有理论框架精心选择最具解释力的案例组合；通过对极端案例、典型案例和关键案例进行系统比较，研究者能更全面地理解制度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二是类型学构建，这要求研究者提炼关键维度以构建分析框架，在比较中既归纳不同类型案例的共性特征，又揭示类型间的差异及其成因，如李辉将专项行动分为开发型、矫正型、避险型三种类型，并分别选取案例探讨运动模式下基层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及其互动机制［48 ］。通过这种系统化的跨案例比较，研究者得以在对比参照中既凸显个案的独特性，又把握更高层次的理论规律，最终实现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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