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金融学硕士论文,在本文的研究路径选取方面,本文考虑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布局的特殊性,研究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对其风险的影响路径,对于影响路径的选择考虑比较单一,只考虑了外币汇率带来的主要影响,对将来研究中可以更加全面的对机理路径进行分析。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为此,中国政府开始推动货币人民币的全球化,鼓励中资商业银行向海外拓展业务。因此,银行全球扩张对其经营风险的影响成为中资商业银行特别关注的问题。如何有效识别风险,防范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风险问题,对保障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已有文献关于海外扩张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呈现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基于风险传染理论下的正相关论,即银行海外扩张存在风险传染,导致银行面临风险增加(Allen etal.,2000)[1];第二,基于风险分散理论的负相关论,分别从地理位置多元化以及资产多元化角度出发,认为银行海外扩张会分散其风险(Berger et al.,2014)[2]。第三,基于风险取决于分散程度和相互关联程度的非线性理论,认为银行海外扩张对其风险的影响受分散程度和相互联系程度的影响(Nier et al.,2007)[3]。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已有关于银行海外扩张对其风险影响的文献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现有关于银行海外扩张会存在风险传染导致银行风险增加的文献都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对于欠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研究不足,现有结论也难以适用于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第二,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是以政府为导向,存在其分布的特殊性,已有观点没有考虑。第三,关于风险传染路径的文献大多集中于贸易相关渠道、资本流动渠道、债务渠道等对于外币汇率风险敞口带来的影响的研究较少。
目录
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3 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现状分析
4 海外扩张与中资银行风险关系的机理与假设提出
5 研究设计
6 海外扩张与中资银行风险的实证检验
7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1.2 研究意义在以上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本文对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经营进行研究,考虑海外扩张与中资商业银行风险水平之间的影响,研究海外扩张对中资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结合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的特殊性考虑其海外扩张分布集中度以及联系密切程度对其的调节作用。此研究不仅丰富了银行海外扩张中风险管理理论,而且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中风险点的识别及风险防范提供对策建议和决策依据。(1)理论意义对于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对其风险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呈现出不同的观点,分别是基于风险传染视角的正相关论、风险分散理论的负相关论以及取决于分散程度和相互关联程度的非线性理论。现有文献对银行境外布局的地理位置特征在海外扩张与商业银行风险关联中的调节机制关注不足。基于此,本研究系统考察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风险效应,不仅深入分析海外分支机构分布特征所产生的调节作用,同时揭示海外业务拓展影响银行风险水平的内在传导路径。该研究既能为中资商业银行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又能丰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2)现实意义自 2013 年一带一路政策推行后,中资商业银行与境外国家金融市场通过设立分支机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发放专项债券等方式建立起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境外国家的资本流入不断增加。但是境外国家存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等挑战,无论是中资商业银行直接资本的流入还是在这些国家设立分支机构,都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目前需要加强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风险的管理,使其更好的开展海外业务,扩大经济来源。通过研究海外扩张与中资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探讨海外扩张布局以及海外扩张程度的不同对风险影响的差别,能够发现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存在的部分问题,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完善银行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更能为优化金融机构风险治理框架提供重要参考,从而显著增强银行体系应对内部风险的能力并有效控制潜在风险隐患。本文还将探讨中资银行在海外扩张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影响机制。通过风险传染渠道的分析,有利于中资商业银行有效进行风险管理,从而增强其稳定性,并有助于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2.1 相关概念界定本部分将从银行海外扩张、金融风险传染两个方面对其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和界定。
2.1.1 银行海外扩张概念界定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是指其在经营发展过程中根据客户需求拓展海外业务,进而进入海外市场参与全球银行业竞争。在业务规模和业务覆盖面扩大的基础上,逐步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并通过海外并购扩大海外业务。海外扩张的实质是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资金、管理和技术。银行对海外网点进行规划,建立和发展分支机构,对某一部分业务进行兼并或重组。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形式包括,设立分支机构、办事处或子公司,开展跨境贷款、资金融通、国际结算、外汇业务等服务,以及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等。通过海外扩张,中资商业银行可以拓展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利润来源、降低风险敞口、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本文关于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涉及到的东道国是指,中资商业银行在国外经营业务的所在国。
2.1.2 风险传染的概念界定(1)金融风险传染关于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的理论框架,世界银行将其划分为三类:广义风险传染强调市场波动的相关性;严格风险传染特指金融市场波动跨国传导超出基本面关联或常态相关水平的现象;而非严格风险传染则专指危机期间市场波动相关性显著增强的特殊情形。本文参考世界银行对风险传染的定义,将其界定由金融冲击所引发的一种现象,通过实质性或非实质性渠道将境外一个或多个金融市场的风险传播到母国金融市场。具体来说,实质性传染渠道是指不同市场通过贸易往来,金融资产等联系导致风险容易从一个市场传播到其他市场中去。除此之外,非实质性的联系渠道也会带来风险传染效应,主是涉及市场间的心理预期和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造成金融风险传染的原因分为直接传染和间接传染,直接传染是指不同金融市场之间通过信贷关系或财务合同等直接联系引起的,当一个市场发生金融风险时会直接影响到与其有直接金融往来的其他市场的金融机构。间接传染是指不通过直接的财务关联传播风险,而是通过市场机制或信息效应间接产生风险传染。
3.1 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规模现状通过整理已有文献,本文选取境外资产规模、境外机构规模以及境外员工规模来衡量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程度,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资金流出情况,机构覆盖范围以及职工配备数量等,有助于更加系统全面评估中资银行海外经营情况。
3.1.1 海外资产规模随着海外业务的不断发展,中资商业银行的海外资产规模逐步增加。中资银行通过贷款、融资租赁、外汇服务等业务不断扩大海外资产规模。同时,一些中资商业银行还通过并购当地银行或与外国金融机构合作等方式增加海外资产。以五大国有中资商业银行为例,2013-2018 年期间境外资产规模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其中,中国银行境外资产规模最大并且增速最快,其次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交通银行规模较低且处于平稳增长趋势。但是,在 2019-2021 年期间,中国银行海外资产增速平缓;工商银行海外资产规模基本保持不变;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农业银行境外资产规模呈现递减,究其原因,因为 2019年发生新馆肺炎疫情,导致国际经济和金融动荡导致全球经济不稳定,金融市场波动增加,可能导致中资商业银行在海外投资的资产价值下降。
4.1 海外扩张对中资银行风险影响的机理与假设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步伐随着国际化战略、利用国际机遇、提升国际竞争力、满足客户需求和实现多元化经营等考虑不断加快。在海外扩张步伐不断加快的趋势下,中资商业银行与境外金融市场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从风险传染的角度来看,这种密切的联系会增加潜在风险传染渠道,导致中资商业银行面临较大风险。已有文献关于银行海外扩张对风险的影响呈现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基于风险传染理论下的正相关论,即银行海外扩张存在风险传染,导致银行面临风险增加。Allen et al.(2000)[1]研究认为,银行在跨境经营过程中,如果东道国金融市场发生危机会导致母国银行市场遭受损失,因为危机期间母国银行对东道国银行市场的索赔价值下降,如果这种溢出效应足够强烈,可能会在邻近地区引发危机。第二,基于风险分散理论的负相关论,即银行海外扩张会分散其风险,Diamond(1984)[8] 从地理多元化角度出发认为,地理位置更加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可以降低发生困境事件的概率。Berger et al.(2017)[9]从资产多元化角度出发认为,银行资产分布在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时,当境外金融市场较稳定时,母国银行总体的风险会有所降低。第三,基于风险取决于分散程度和相互关联程度的非线性理论,即银行海外扩张对其风险的影响受分散程度和相互联系程度的影响。Nier et al.(2007)[3]研究表明,资本状况较好的银行对传染性违约的抵御能力更强,这种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起初,适度的扩张会增强传染效应;然而,当达到一定阈值后,海外扩张有助于提升银行系统对冲击的吸收能力。本文认为海外扩张与银行风险之间呈正相关关系。首先,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业务逐年增加,其中,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走在国际化的前列,90%的境外分支机构都由五大国有中资商业银行开设。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海外总资产已突破 16 万亿元,跨境信贷投放量达到 6.5 万亿元规模。根据 Allenet al.(2000)[1]的观点传染的概率取决于相互联系的程度来看,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与境外金融市场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会增加风险传染的可能进而导致其自身风险增加。其次,Tonzer(2015)[4]认为更密切的联系产生的更大的跨境风险敞口可能会增加银行风险,但是更高的地理位置多元化水平可能会产生抵消效应。中资商业银行全球扩张的独特之处在于多以政府政策为导向。尤其是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速度加快,其业务布局向一带一路沿线倾斜,向东盟国家集中。其中,作为最早实施全球化战略的中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已在全球 62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海外营业网点,其中覆盖 42 个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工商银行紧随其后,该行在 49 个境外市场构建了服务网络体系,其业务版图重点覆盖了 24 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形成与中资企业走出去战略相匹配的金融服务网络。由此可见,中资银行海外扩张不仅高度集中,而且分布在金融稳定性相对较低的一带一路国家。所以,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海外扩张分布集中度较高,即地理位置多元化水平较低,对风险的抵消能力弱,反而因为海外扩张分布集中度的提高,增加了风险传染的可能性,导致其面临更大的风险。
5.1 模型构建本部分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以所选取的中资商业银行为样本数据,构建如下模型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市场拓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海外扩张分布集中度、密切联系程度在海外扩张与中资银行风险水平的调节效应,以及外币汇率风险敞口在海外扩张与中资银行风险水平关系之间中介效应的研究。本文在第四章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的基础上,为接下来的实证检验做好铺垫。首先,介绍本文的实证样本 43 家中资商业银行,数据年份为 2013 年-2023 年,即 43 家中资商业银行 11 年的数据,银行相关数据都是通过搜集历年年报以及相关数据库得来。其次,对相关变量进行选取,被解释变量为中资商业银行风险 Z-score,作为中资商业银行总体风险的衡量指标。解释变量主要为不同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水平。调节变量海外扩张分布集中度,用中资商业银行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量与覆盖境外国家总数的比值衡量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布集中度。调节变量海外扩张程度,用中资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数量衡量。中介变量外币汇率风险敞口,总外汇敞口法对汇率风险进行直接度量。控制变量选取了国家层面和银行层面,国家层面包括 GDP 增长率、M2 货币增速,银行层面包括银行规模大小(Size)、总资产净利润(ROA)、净利差(NIM)、非利息收入占比(NII)。
6 海外扩张与中资银行风险的实证检验
在第五章研究设计的基础上,本文将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对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对其风险水平的影响以及加入海外扩张分布集中度以及联系密切程度变量后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外币外率风险敞口对海外扩张与银行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紧接着,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对回归作滞后一期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根据年份以及银行规模进行异质性分析。6.1 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选取 43 家中资商业银行 2013-2023 年的年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如下表 被解释变量中资商业银行风险水平(Z-score)的平均值为 2.783,最小值为-1.335,最大值为 6.385,说明在 43 家不同规模的中资银行之间风险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从解释变量来看,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水平(LN)平均值达到 22.35,表明中资银行海外扩张水平较高。除此之外,其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差值为 16.81,说明不同规模的中资银行海外扩张程度相差较大。从调节变量来看,海外扩张分布集中度(BR)均值为 0.287,最小值为 0.117,最大值为 0.677,说明中资商业银行海外分布集中度差距较大,五大国有中资商业银行分布集中度较高,其余银行分布集中度较低,究其原因是因为五大国有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程度较高且国有银行多以政府政策为导向。海外扩张联系密切程度(For)均值达到 0.010,最小值为 0.000,最大值为 0.396,说明中资商业银行在海外扩张过程中不同规模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差异较大。中介变量外币汇率风险敞口(EXC)均值为 0.007,最小值为 0.000,最大值为 0.128,海外扩张过程中,外币业务规模的不同导致外币汇率风险敞口不同。从控制变量来看,银行规模(SIZE)均值为 27.66,标准差为 1.680,最小值为 24.82,最大值为 31.43,表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镇商业银行经营水平层差不齐,其资产规模存在差异。资产收益率(ROA)的标准差为 0.272,最小值为 0.043,最大值为 1.810,表明研究样本大多数中资商业银行经营能力持中,仅仅有少数中资银行盈利能力较好。净利差(NIM)标准差为 0.623,其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差值为 4.944,说明不同规模的中资商业银行间的经营能力差别较大。净利息收入占比(NII)标准差为 11.13,其中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差值为 86.5,说明样本银行的多元化经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标准差为 1.951,其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差值为 10.6。GDP 增长率(GDP)标准差为 1.858,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差值为 6.2,说明 GDP 增长存在较大差距,十一年间 2020 年 GDP 增长率最低,为 2.35,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疫情造成的损失,因为 2020 年为疫情最为严重一年,居民消费水平下降,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所以 GDP 增长率降低。
7.1 研究结论本文基于风险传染理论分析海外扩张与中资银行风险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机理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合理的实证研究模型。然后本文选取了 43 家中资银行 2013-2023年的有效数据,从海外扩张对中资商业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分布集中度以及联系密切程度在海外扩张与中资商业银行风险水平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外币汇率风险敞口在海外扩张与中资商业银行风险水平中的中介作用,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实证检验结,本文梳理得出以下结论:(1)海外扩张对中资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海外扩张会促进中资商业银行风险增加;(2)调节变量海外扩张分布集中度,交互项为负,说明调节变量显著增强了海外扩张对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即随着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分布集中度的提高,银行面临的风险增加。(3)调节变量联系密切程度后,交互项显著且为负,说明调节变量显著增强了海外扩张对中资商业银行风险影响效应,即随着中资商业银行与海外金融市场联系越密切,海外金融市场对中资银行的风险传染效应越强,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4)外币汇率风险敞口与银行海外扩张的系数都显著,说明外币风险敞口在海外扩张与银行风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5)异质性分析讨论: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不同性质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面临风险影响水平,考虑到银行规模的大小以及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发展成熟,海外扩张对中资商业银行的风险影响会有所不同。研究得出,银行规模大抵御海外扩张风险的能力强;随着银行不断地加强内部风险管理以及外部监管的增加,银行海外扩张的风险会减弱。7.2 政策建议7.2.1 中资商业银行区域布局安排中资商业银行在海外扩张过程中在政策导向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密切联系,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和中东欧等地区,这些沿线国家在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金融风险的表现复杂且多样,导致这些国家相比于整体环境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更易遭遇政治动荡和经济金融市场的波动,因此,控制金融风险传染的难度较大。而且,根据 CGIT 的统计数据,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失败率高于一般投资的失败率。此外,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面临较高的国家违约风险和较低的信用评级。中资企业在这些地区的能源和交通行业投资的不良贷款率也相对较高。这些实际情况为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国家发展带来了许多障碍和风险。结合研究结论,本文对中资商业银行境外布局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展跨国经营的中资银行,在推进海外分支机构布局战略时,往往因目标市场所在国的经济环境、文化传统、制度框架的显著差异,需要应对复杂的风险考验与多维度的经营挑战。因此,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需要兼顾收益与风险的平衡。更为关键的是,在推动机构设立和扩大银行区域布局的同时,应加快建立跨境风险传染防范机制,以便银行“走出去”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降低境外金融风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选择合适的测度模型对金融风险的跨国传染进行实时监测,可以帮助及时识别各国潜在的风险源,进而做好相应的风险防控准备。第二,由于中资商业银行在海外扩张过程中,陆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但是分支机构的设立在地理位置分布上尚不满足市场的完整性,使得分支机构的设立对跨境风险传染效应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当前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发现,目前五大行中仅中国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分布范围较广,但覆盖国家数量尚不足一带一路国家总数的 40%,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完整性,表明中资商业银行设立的分支机构不仅无法分散银行面临的海外经营风险,反而会放大东道国银行业带给本国银行业的传染效应。因此,中资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市场的完整性,在基于银行效益的基础上,尽可能考虑中资商业银行尚未进入的国家市场,从而削弱风险传染效应。同时,对于已设立较多分支机构的海外国家,应当根据其经营效率合理调整分支机构数量,减少对母银行的风险传染。7.2.2 构建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风险传染防范机制中资商业银行在海外扩张过程中,会涉及众多涉外交易和跨境贷款业务,在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及合作对象打交道时,其所面临的信用风险会增加。海外扩张带来不同金融市场环境,市场波动以及金融市场动荡等因素可能对中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盈利能力产生影响。因此,在海外扩张过程中,与境外各国建立的密切联系会形成更多潜在的风险传染渠道,进而导致银行面临更高的风险。除此之外,随着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对外风险资产敞口会不断扩大,即其在境外国家的资产负债头寸会扩大。当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面临境外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加时,对外风险资产敞口越大产生风险损失的可能性会越大。因此,中资商业银行政策制定者在境外风险防控策略制定时,应建立国家风险敞口限额,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敞口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避免因为在某一金融市场风险敞口过大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综合而言,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众多影响因素,包括东道国的风险评级水平、风险偏好、东道国的潜在商业机会以及国内客户在这些地区的国际业务需求等。在此基础上,银行应合理确定向东道国的最高风险总限额。综上所述,为有效应对中资商业银行跨境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传染问题,其还需对有密切往来的境外金融市场进行关注,并定期进行监测和风险敞口限制,以期未来更好的及时识别潜在的风险源头,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降低整体风险。
本文的研究出发点都是基于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过程中自身的特殊性所考虑的,在影响因素以及机理路径的选取上都有其创新性,对优化中资商业银行的内部风险治理,并有效防范在其海外扩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传染,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由于境外数据获取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本文在样本银行选取时选取了部分数据可获取的代表性银行,未对全部中资商业银行进行实证研究。除此之外,本文在变量测量以及模型选择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本部分将对本文现有研究中的主要不足进行总结,分析其对结论的潜在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展望,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在本文样本数据选择方面,本文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了国有中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地方商业银行,但是,境外数据获取难度较大,股份制商业银以及地方商业银行年报对境外数据披露的并不全面,所以对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地方商业银行的样本量较少,可能会对总体的实证结果不全面。因此,在将来的研究中考虑更多中小商业银行境外经营数据,扩大样本量,使得实证结果更加准确。在本文的研究变量选取方面,关于解释变量中资商业银行风险水平衡量指标的选取,根据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对于银行风险水平的测度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本文选取 Z 值衡量中资商业银行风险水平是目前大多学者考虑的风险指标,但是其在风险的测度上不能反应所有的综合风险。未来在银行风险水平的测度指标选取上,可以构建反映银行总体风险的综合指标,更好的衡量银行在海外扩张过程中对其风险带来的影响,使得风险防范政策的制定更加详细化精准化。在本文的研究路径选取方面,本文考虑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布局的特殊性,研究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对其风险的影响路径,对于影响路径的选择考虑比较单一,只考虑了外币汇率带来的主要影响,对将来研究中可以更加全面的对机理路径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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