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博士论文选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现代化道路研究
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论文，本文在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现代化”作为一个笼统而宽泛的词和一个学术概念，在学术研究中与之形成关系的词语有很多，除了上文提到的“现代性”“工业化”“西方化”等热门词语外，还有将“现代化”与“富强化”“创新化”“效率化”等作比较进行理解，由于本文的研究视域有限，对这些说法就不再进行赘述，但要承认的是“现代化”本身包含的多元丰富内涵是广泛被学界所接受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集中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特质的学说，以不断揭示时代特征为依托，对世界性的变化与发展予以科学考量和唯物史观解读。
导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这一科学论断标注了中国道路的新定位和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高度。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再次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②党的二十大再次庄严宣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③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伟大创造，既顺应世界大势，又符合中国实际，展现出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光明前景，为世界现代化选择和人类文明形态创新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目录
摘要
ABSTRACT
导言
第一章 作为研究视域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第二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物质生产不断发展和普遍交往的结果
第四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统一性基础上的多元化成功实践
第五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六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七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文明意涵
结语
参考文献
第一节 问题引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史与实践中不断开辟并形成的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应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在资本现代化进程中、在普遍的民族交往进程中去考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成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叙事主题，围绕这个主题，本论文主要论证三个问题：一是马克思是如何批判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唯物史观世界历史范式；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能够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观察的对象？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文明内涵有哪些理论创新，其世界历史意义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节 研究综述
学术界有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比较热门，一方面研究成果颇多，另一方面争议也比较多，但是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视角来切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不多，具体文献分开述之：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一）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相较于西方学术界而言，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促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1.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世界历史。①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价值与方法论意义：曹荣湘（2006）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是他的全球化理论，研究马克思这一理论，无疑对我们理解全球化，对于我们积极参与、利用、推动全球化，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①；叶险明（2014）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不仅超越“西方中心论”，而且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方针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②；张爱武（2003）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有 5 点，一是随时随地要从世界历史整体出发，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二是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只有融入世界交往实践，才能谋求自身发展；三是正确估量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推动科技的发展，四是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中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是科学看待“两个灭亡”和“两个绝不会”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①吴宏政（2024）强调世界历史进程表现为人类物种寻求永久生存之路的辩证历程，从中彰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终极关怀。②2.作为理论体系的世界历史理论。①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概念形成：何颖（2003）提出世界历史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生产力的国际化，第二是生产与交流活动范围的扩大，最后是各民族之间日益增长的依赖程度③；曹荣湘（2006）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世界历史发展的矛盾过程、世界历史与人的发展、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等④；张一兵（1998）指出分工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轴线，交往和生产力是历史矛盾的内驱力，理论的目标指向是由资本的世界市场最终建构的所谓世界历史⑤；赵士发（2002）从生产力、交往、分工三个角度阐述了世界历史的主要内涵，把它们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世界历史范畴观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与生产力、交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⑦；胡为雄（2003）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主要根据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他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而带来的全球性商业活动与殖民活动，正是这种活动打破了狭隘的、地域性的民族关系，使民族、国家之间的有限的外部交往转变成世界性的交往，从而使“历史”成为世界性的历史⑧。②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重新构建的代表性观点：刘国胜（2022）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以资本批判为现实内容，以“人的自由和发展”为理论旨归，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历史逻辑出发，全面、深入地考察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的。
小结：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现代化”作为一个笼统而宽泛的词和一个学术概念，在学术研究中与之形成关系的词语有很多，除了上文提到的“现代性”“工业化”“西方化”等热门词语外，还有将“现代化”与“富强化”“创新化”“效率化”等作比较进行理解，由于本文的研究视域有限，对这些说法就不再进行赘述，但要承认的是“现代化”本身包含的多元丰富内涵是广泛被学界所接受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集中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特质的学说，以不断揭示时代特征为依托，对世界性的变化与发展予以科学考量和唯物史观解读。然而，当前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首要在于对世界历史思想的核心内容的识别和把握不够准确，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存在误区；另一方面反映出理论与现实未能有机结合，进而造成了对这一思想的泛化理解，遮蔽了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目前，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一方面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范围内的唯一性，清楚地看到其对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世界现代化的贡献，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姿态将“中国道路”展现在世界眼前；另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现代性”的反思对“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固有模式的反思，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其的规避与超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 作为研究视域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如前言所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需要学理支撑，本文尝试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它有什么特点？它和马克思的其他理论之间有何联系、又有何差异？为什么可以把它当作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视角，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之间又有何联系？本章将围绕这些问题逐步展开。第一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生成何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在其著作和论述中并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详细的论述，甚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频繁提到“世界”和“历史”，却没有真正用到“世界历史”一词，有学者曾经质疑马克思是否有意规避世界历史的学术追求，结果恰恰相反，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隐身”在其巨著的字里行间，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并从中得出更加确切的答案，我们也能在其文本的不同地方感受到不同形式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史观价值，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梳理和核心要义解读，以便于能够更好地论证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解释框架。一、马克思之前世界历史理论的三种范式从世界历史思想看，自古希腊以来，“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的思想就被西方哲学家所构建，但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度落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也十分有限，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仅仅初露头角，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在对世界历史理论范式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对“范式”概念进行解析，便于更好地理解。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频频使用了“范式”（paradigm）①这一专业术语，该词最早使用可追溯到古希腊（Parade Gina），最初用于语言学中，原本是指语言学中词形的变化规则，但是库恩赋予其新的含义，将其上升为理论来描述科学的发展模式，从而引起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高度关注。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包括三种范式，一是以休谟（David Hume）和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为代表的“契约论范式”，二是以康德（Immanuel Kant）为代表的“目的论范式”，三是以黑格尔（G.W.F.Hegel）为代表的“神正论范式”①。本文借用库恩式专业学术概念，一方面，需要认识到“范式”的本质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肯定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整合作用，库恩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世界本身会随着“范式”的转变而发生本质改变，因此“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价值观，为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一种思维方法；另一方面，要重新审视“不可通约”的库恩式理解，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认为 “科学革命中出现的新的常规科学传统，与以前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②在世界历史的科学发展图景中，前后两个相继发展的范式并非“不可通约”的，相反，在黑格尔的辩证法意义上，两个范式之间除了相互转化外，后范式是对前范式的扬弃，因而在世界历史理论的范式上，马克思对其他三种范式的批判，可以说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史观范式”对“契约论范式”“目的论范式”和“神正论范式”的扬弃，特别要强调的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出现，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史观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赋予了范式以客观历史基础，强调了范式革命的历史客观性。③基于此，有必要对西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理论的范式进行系统梳理。
（一）契约论范式：以休谟、卢梭为代表的西方经验论哲学近代以来，以休谟、卢梭为代表的西方经验论哲学家共同创建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契约论范式”，这种范式展现的是一种对于社会本质的猜想，认为历史的进程就是社会逐渐达到一定秩序，呈现出和平样态的进程，而所谓的“契约”，起初是经验论者探讨国家共同体时提出的概念，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向抽象法权的回归。在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看来，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享有充分的自然权力，而这所谓的自然权力，就是我们常说的绝对自由，因此霍布斯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自危，那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④。在探讨世界历史本质的时候，契约论者认为，人应该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才能保证个体之间避免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在近代自然法看来，人之所以与自然状态分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自然状态”会演化为“战争状态”，而战争状态又会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直接导致人类的死亡，而为了自我保护，人类必然要放弃自然状态。诚然，进入“社会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需要通过“国家”①建立一个没有冲突的共同体，在“国家”的共同体概念形成后，在个体的理性支撑下，国家内部可以通过“契约”的形式达成和解，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否能和解？以何种方式和解？是否还能以契约的方式实现？这些摆在契约论者面前的问题，使得世界历史不断走向“契约论范式”，为了确保国家与国家之间持续的和平稳定关系，休谟指出各个王国之间必须“订立条约”，于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契约论范式”不仅建立了“国家内部”的范式，而且形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世界秩序范式，只有在这样的范式中，才能保护个体和国家的利益，避免国家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国家之间也按照“契约”来推动世界历史有序发展，保证世界历史的长期稳定且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康德强调：“各民族的一切权利以及各国通过战争获得与保持的一切物质财产都仅仅是暂时的；这些权利和财产也能够变成永久的，但只有当这些国家联合成一个普遍的联合体的时候，这种联合与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相似。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建立一种真正的和平状态。”②
（二）目的论范式：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然哲学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在近代哲学史上开启了一场革命，近代哲学正是在康德的影响下走向了现代，而现代哲学正是借助于康德的自然哲学，保持了与近代哲学乃至古代哲学的渊源联系。从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看，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创建了世界历史理论的“目的论范式”，这种范式认为历史的进程是人类社会实现一个“终极目标”的进程，而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终极目标。康德继承了世界历史的契约论模式，同时他又提出了世界历史“合目的性”的问题，在康德之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经提到“自然中的万物都是合乎目的的”，他的“四因说”中“目的因”就是终极的体现，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自然中的万物都是合乎目的的，世界上的事物存在自然性，而自然性就是事物存在的目的，例如：人类的门牙的目的是切断食物，构建维纳斯的雕塑目的是供奉，彰显真善美的价值，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对世界历史进行论述，但他关于“目的因”的论述影响了后世“目的论范式”研究者，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已现雏形。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意识到了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必有一个终极目的，而且这个目的不是多元的而只能是唯一的，一方面，但丁认为；“如果承认某种文明有一目的，另一种文明又有另一目的，而不承认一切文明有同一目的，那就未免愚蠢可笑”①；另一方面，但丁明确指出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人类发展智力的能力”②，而“达到这一目标最好方法是实现世界和平”③。康德提出的世界历史“目的论范式”否认历史的偶然性，认为自然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有其目的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所有事件都是必然发生的，也是有终极目标的，并且这一终极目标是确定的且唯一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一直作为思想家探讨人类社会历史本质问题的关键，在康德看来，大自然赋予人类理性，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因而世界历史就是人类自由的发展历史，而这一点也对黑格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从“契约论范式”到“目的论范式”的转换，开启了用“目的论”理解世界历史的新视野，并且为黑格尔开创世界历史理论的“神正论范式”奠定基础。
第二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历史必然性
如上一章所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有机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世界历史的未来属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到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按照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引的方向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无疑是科学且理性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事业，也只有从世界历史视域的宏大视野对其进行审视，才能科学揭示其世界历史方位和价值意义
。第一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脉络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具有普遍性且又具备特殊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产生、形成及其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世界历史的时代大背景、历史大跨度、国际大格局和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①由于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从一开始就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扩张联系在一起，为了更好把握“现代化”与“现代性”“西方化”“殖民化”的复杂关系，有必要梳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脉络。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脉络？党的二十大将“坚持中国共产党”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本质要求之一，显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脉络必然贯穿百年党史的全部过程，成为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主轴线。作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探索过程，也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的过程。
第三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物质生产不断发展和普遍交往的结果
一直以来，“生产”和“交往”是人类社会两大基本活动形式，尤其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为普遍交往的扩大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世界现代化交往格局的形成也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更加普遍化的条件。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行了科学、系统的研究，通过分析生产力与交往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仅深刻阐述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未来发展，详细分析了世界历史形成的直接动力，而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就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的强大理论和价值批判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普遍交往的扩大，以此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内生驱动力。
第一节 发展生产力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动力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以生产方式的变革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实现了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的特殊进步意义。但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的部分逐渐凸显出来，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局面。中国的确没有经历过完整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缺乏相应的生产力发展基础，因而一穷二白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起点，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一条先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扬弃传统生产方式和变革封建所有制的关系进程中逐步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进入对规模与质量统一把握的新阶段。在把握“两个大局”中主动求变，高质量发展主题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完整认知新发展理念，注重在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上的整体性变革，依靠创新驱动经济、民生、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发展转变。
第四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统一性基础上的多元化成功
实践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人类文明绝非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当然也不能定于一尊，自 17、18 世纪欧洲出现启蒙运动和世界历史理论与实践形成以来，人类开始对“什么是现代化”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深入的研究，给出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一般认为，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历史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践道路必然是实现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提升的统一，但这个目的并不是单一性的，并非所有的民族都适合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现代化也并非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得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高度的兼容性和创新性，既消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对抗矛盾，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又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现了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模式，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从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双重超越，在实践的现实关照中证明了“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现代化道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建设规律”，实现了统一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也宣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统一性基础上的多元化成功实践。
第五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明不仅不会创造出全面进步的人类社会，相反还会不断偏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人类社会置于无尽的异化之中。“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机制，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打破了“资本逻辑”的束缚，其价值追求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全方位的塑造，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人的异化的超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作为解放主体的再次确证和创新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②本章将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终极目的的高度一致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致力于在发展中确立人的主体性，高扬人民至上的价值旗帜。
第六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面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霸权，中国式现代化在探索和实践中以共和的形式重建了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治制度上看，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曾经模仿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实现了中国两千多年君主制的彻底解放，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受的屈辱使得国人醒悟到唯有建立强大的政府才能实现国家的高度统一，于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开始形成以社会革命的形式完成建国的伟大壮举，正如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在形容中国时所言：“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①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中国近代革命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中国先进的思想武器，在历史和现实的需求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有效化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建构现代社会中需要付出的惨痛代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和改革的实践成果，这条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开创了人类文明新的可能性，澄清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歪曲与误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扬弃与创新，推动中华民族朝着伟大复兴踔厉前行，给世界现代化创造出美好的前景。
第七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文明意涵
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不只体现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还表现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中不断造成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全球化融合中也形成了各种对抗。进入 21 世纪，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蔓延致使经济陷入衰退，社会撕裂惊人，毁约“退群”成瘾等逆全球化的资本后果频频暴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符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也具有世界现代化发展中的横向比较逻辑，这两种逻辑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和人类文明意义，深远地引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对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结 语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②的时代之问。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来看，野蛮到文明、较低的文明到较高的文明，这是一条永恒的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近代中国经历了文明的跌落，但不甘在世界历史潮流中没落。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从模仿西方到模仿苏联的历史阶段，也涌现出“落后论”“外来论”和“模仿论”等一系列外在因素，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并非通过简单的制度模仿来实现工业文明，而是突破了传统大工业造成的“异化”，推动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成功转型，以“中国式”的方式再造文明，赓续传统，最终迎来民族复兴。面对时代的现实问题，人们既寄予期待，又感到不安和困惑，同时对“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深感忧虑。人类还有没有文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是否还讲文明？人类文明究竟向何处发展？面对这些问题，根据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我们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理论，需要马克思的思想引领作用。这并不是一种单纯主观的选择，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为当代文明的“病理”诊断需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当代文明危机的克服和解决同样需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之所以能够担此重任，是由其所面对的时代与问题决定的，由其自身的理论性质与特点决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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