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博士论文,本论文关于美好生活视域下消费主义的研究属于宏观层面的研究,接下来打算就其中比较具体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也会考虑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
选题来源及研究意义
(一)问题提出1.理论问题导向从理论背景来看,初期对“消费主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传统经济学层面,随着消费主义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更多学者在现代社会及文化意义层面开展研究。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及与消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是学界研究消费主义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部分是为揭示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诞生,因而,马克思关于消费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其目的也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性。继马克思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消费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提出了虚假需求和消费异化等理论。紧接着后现代学者接过前人的衣钵,对后工业时代的消费主义进行了多维度的审视和研究。尤其是鲍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中关于符号的理论,系统揭露了虚假需求产生的机理。现如今,大量学者对消费主义进行诸多研究。消费主义的研究涉及诸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市场营销、新闻传播学等学科。消费主义的研究更是吸收了各种社会思想和学术话语,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等,可谓题材广泛,视域丰富。事实上,消费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历了现在市场的扩张、未来市场的扩张、非本真市场的扩张、虚拟市场的扩张,到如今的数字资本主义形态下市场的进一步扩张,消费主义无形地、无痛地影响和奴役着人们的日常。所以,当下系统地、深刻地研究消费主义,深入地揭露其底层的资本逻辑迫在眉睫。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绪论
第一章 消费社会的来临:出场、衍化与变易
第二章 消费主义批判的理论溯源:奠基、传承与扬弃
第三章 消费主义内容的立体式呈现:本质内涵与多维表征
第四章 消费主义的生成机制:资本逻辑的宰制与裹挟
第五章 消费主义的时代之维:数字资本主义场域下消费景观
第六章 消费主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挑战
第七章 美好生活视域下消费主义的消解路径
结语
参考文献
2.实践问题导向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高,客观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高质量需要和消费愿望及消费能力也在持续增长。首先,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保障。其次,消费提高了个体生活质量,无论从精神还是物质上都能达到增益美好的目的。但是,消费带来的美好生活是有限度的,如果掌控不好消费的度,反而会反噬美好生活。所以,一定要警示消费主义滥觞的风险和诱发种种危机的可能。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着消费主义的经济模式,奉行着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之市场经济和我国不断地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再加之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如今,消费主义不可不防。对消费主义长期深刻地研究和批判是必然趋势。(二)研究意义消费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借助各种力量,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发展为资本主义实现增殖的一种强大的隐形剥削方式,取代了暴力且直接的传统资本增殖手段。人的主体性被消费主义所抹杀,沦为消费动物。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和数字时代的到来,消费主义在我国的势头不减反增,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造成了很大阻碍。将消费主义定位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阶段进行审视,把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方向支点进行研究和批判,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1.理论意义首先,是对消费主义研究内容的补充。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消费社会学、市场营销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的研究范式对消费主义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及消费相关问题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消费主义的研究、后现代学者关于消费主义的研究,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视角对消费主义进行批判研究。其次,为建立美好生活提供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生产和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范畴,也是一种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们通过消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在此过程中持续发展和消费,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本文旨在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支点,对消费主义全面系统地批判研究,进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与行为方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辉煌成就引领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愈发强烈。然而,消费主义思潮的侵蚀使得一些领域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出现了扭曲。这种偏差不仅短期内导致社会风气浮躁,长远来看,更是对社会和谐稳定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严重阻碍。通过探究消费主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所构成的挑战和消解路径,为新时代构建美好生活提供了理论参考。

2.现实意义首先,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构提供理论指引。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复杂的消费环境中,人们往往容易受各种虚假广告和过度营销的诱导,从而迷失了自身的真正需求,丧失了消费行为的自主性,逐渐被消费主义的罗网所困。这种趋势导致了消费行为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使得本应作为消费活动主体的个体,反被商品和符号所奴役。为了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消费理念。这套理念不仅要深刻认识到消费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更要坚定地确立人在消费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确保消费行为能够真正反映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层次追求。其次,为政府解决当下面临的消费问题提供路径借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协调好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既要保证人们的物质需要,又要积极创造精神文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正确的消费观为依据,进行政策的制定。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观察到了消费异化现象。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消费环境和消费理念也受到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远影响。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消费问题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采取了系列举措,如进行消费升级、建立消费的长效机制,倡导健康消费、绿色消费,使人类的消费行为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用理性的消费代替冲动消费等。
对任何社会问题或社会思想理论的分析与研究,都需要追溯其形成发展的源头。同样,研究消费主义追溯其形成和发展是必然的。消费主义是资本增殖的产物,不难发现消费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高度的一致性。尤其从马克思主义市场扩张角度看,会发现消费主义发展的各阶段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各阶段同频共振。市场是资本运动的前提,从时间上可区分为过去市场、现在市场和未来市场,从使用价值上可区分为本真市场和非本真市场。①从生产的市场角度看,过去市场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现在市场和未来市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生过程中,开始,生产以填充现在市场为目的,但在以填充现在市场为目的的生产时期人类还没有在理性层面认识到非本真商品和相应的非本真市场;后来,随着竞争的增强和企业的产能增大,生产不再停留在以填充现在市场为目的,而且生产还要以填充未来市场为目的,但即使到了这个历史阶段人类在理性层面仍然没有意识到非本真商品和相应的非本真市场;再后来,随着竞争的加剧和企业的产能的进一步增长,生产不仅以填充现在和未来市场为目的,而且,还生产非本真商品去填充非本真市场,不仅如此,还要通过解决提前消费问题以把未来市场现实化。第一个时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第二个时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期——凯恩斯阶段;第三个时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期——后工业阶段。与此同时,消费主义分别在这三个历史阶段呈现为初现、强化和鼎盛的状态。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不同时代,消费主义都发生着新变化,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周而复始的奠基、传承与扬弃中发展着消费和消费主义的相关理论和学说,为当下对消费和消费主义批判的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消费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批判理论和后现代学者的消费批判学说。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消费思想马克思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当时,消费主义已经出现,但是还不显著和典型。但是,出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的目的,他创立了政治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中有诸多关于消费的思想,为后人对批判消费主义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一、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生产和消费两者之间辩证关系,反映出马克思本人关于消费的思想。马克思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家的消费观点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们是非常肤浅的,他们认为,“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个人的偶然的规定性来中介。”②由于持有这种浅薄的经济学观点,这些国民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经济现象视为一种超越时代和社会形态的自然规律。“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①用这样的经济学视角去分析,消费被看作无关紧要的一环。消费虽然是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但也成了终点,本身被排斥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成熟的消费主义产生是以后工业社会普遍制造虚假需求为标志的。在资本主义运行体系中,消费被推至神坛地位,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加速资本周期循环和资本增值的工具。同时,借助科技的进步,消费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对内剥削和控制的方式,消费主义成为消费异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呈现出的新形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消费主义的影响已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到了 20 世纪末,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消费主义对个体的控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第一节 消费主义的本质内涵与消费主义相关的概念密切联系又各有侧重。厘定消费主义概念及与其相关概念的关系是开展本研究的前提。消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本初目的是实现幸福。但是进入人类历史第二阶段——物的依赖阶段后,消费主义出现,消费异化发生,背离了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方向。消费社会是滋生消费主义的温床,消费主义的盛行又推动了消费社会的发展。消费文化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对消费主义有消解作用。
破解消费主义的生成机制,如同扼住了敌人的咽喉,这样就能有的放矢,徐徐图之。消费主义的生成机制很复杂,需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去认识它。揭示的维度越丰富,对消费主义越有全面、深刻的认识。消费主义的生成机制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揭露。首先是表层机制——虚假需求的制造,虚假需求的制造是企业利用了人自觉意识和非自觉意识两个心理层面的认知差异,通过品牌商品核心价值的构建实现的。其次是中层机制——人的消费观错位,人类经历了长期物资匮乏的历史才迎来了丰裕的物质时代,所以在认知层面人们极易错把消费等同于幸福。再次是底层机制——资本逻辑,资本秉持效用原则将自然界和消费者都变成了其工具,最后在资本增殖目的的驱使下,人彻底沦为了消费工具。第一节 表层机制:虚假需求的制造在历史演进的视角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旦生产达到一个临界点,此时市场的扩张在时间序列上已无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同时在空间范围上也触及了增长的边界,资本便会开始探索其他维度,以寻找市场扩张的新途径和新空间。滞胀危机的出现,标志着生产规模已超越了市场既有扩张能力所能承载的界限,在此背景下,创造虚假需求作为一种新的市场扩容策略,逐渐浮现并得以实施。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兴起,非本真商品的规模化、自主化生产趋势显著增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涌现了一系列理论,旨在为非本真商品市场的发展提供理性的导向与支撑。
一、竞争催生虚假需求新产品的不断开发、新市场的不断拓展都是竞争的产物。同一产业部门只要存在着许多企业,就必然产生这些企业争夺买方的竞争。卖方企业之间的竞争形式是多样的,从价格竞争到包括品种、质量、售后服务等形式在内的非价格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实力雄厚、资本有机构成高、技术装备先进的大企业具有明显优势。这种大企业的工人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资本家可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利润称为超额利润,即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的企业利润。追求超额利润的过程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一压力促使卖方企业间的竞争变得普遍且持久。
二、符号塑造虚假需求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陷入了严重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该阶段,市场的时空扩张都无法满足其要求了。于是,一部分过剩的资本在非本真需求市场 的构造中寻求出路。在 1967年,菲利普·科特勒发布了其经典著作《营销管理》,为市场营销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书中他首次详细阐述了品牌商品生产的核心原则。这些原则为实现资本的长期增殖提供了理论支持。自此虚假需求的制造实现了自发到自为的质性改变。正是这次营销学革命开启了虚假需求普遍制造的时代。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陷入了严重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该阶段,市场的时空扩张都无法满足其要求了。于是,一部分过剩的资本在非本真需求市场 的构造中寻求出路。在 1967年,菲利普·科特勒发布了其经典著作《营销管理》,为市场营销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书中他首次详细阐述了品牌商品生产的核心原则。这些原则为实现资本的长期增殖提供了理论支持。自此虚假需求的制造实现了自发到自为的质性改变。正是这次营销学革命开启了虚假需求普遍制造的时代。核心价值的生产是品牌商品生产中最重要的部分。《营销管理》系列著作里就有对品牌商品生产的理论基础的阐述。菲利普·科特勒将其概括为商品的三个层次理论,这一理论为品牌商品的生产提供了指导性框架。该理论将商品价值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核心价值。品牌商品的核心价值构成了其价值体系中最为关键的层面,它代表着一种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理念。耐克的口号是“Just Do It”(想做就做),它体现了一种鼓励人们克服困难、积极行动的品牌精神。耐克的品牌核心价值就是体育精神。第二层是有形价值。品牌商品的有形价值体现了其物质基础,依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等同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企业需将抽象的核心优势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形式。这一过程关联到产品或服务的众多维度:特性、设计、品质、品牌标识以及包装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商品的有形价值,是企业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产品的关键步骤。第三层是附加价值。品牌商品的附加价值指的是在核心价值和有形价值的基础上,企业额外向顾客提供的服务与利益。在发达国家,企业间的竞争往往聚焦于品牌核心价值的构建,而在发展中国家,产品竞争则更多地体现在物质价值和附加价值的层面上。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侧重点。核心价值的塑造使品牌商品更具有市场竞争力。核心价值没有制造之前,人们消费的都是商品的有形价值,即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满足的是人的本真需求。然而人的需求是有限的,所以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之后,市场的时空扩张达到了极限,滞胀出现。而产品的符号价值,也可说是商品的核心价值,生产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是可以不断膨胀的。所以,核心价值的生产,是在市场的时空扩张达到极限的条件下,构造了一个人类的非本真市场。无论是商品的核心价值,还是“虚假的需要”,主要是通过构建概念或“符号”来达成的。企业通过营销策略炮制出具有误导性或欺骗性的概念,随后借助市场推广活动将这些概念与商品相结合,进而使得商品在不同层面上具备了虚假需求的属性。以三种功能相似的智能手机为例:第一种手机没有进行品牌化设计,也没有进行广告推广,其售价大约为 1000 元人民币;第二种手机通过社交媒体广告和网红合作增加了其品牌曝光度和消费者兴趣,价格提升至 3000 元人民币;第三种手机则搭载了著名品牌,并被宣传为“旗舰机型”或“尊贵版”,其售价可以达到 7000 至 8000 元人民币,甚至更高。在这三种智能手机中,第三种手机所体现的虚假需求最为突出,而“旗舰机型”或“尊贵版”的标签实际上是人为构建的象征和概念。众多消费者受到这些虚构口号的吸引,陷入了一种幻觉,误以为拥有这些商品就能获得其象征的气质。因此,产品实际上是简单的,但一旦赋予了概念或象征就不简单了。这些概念或象征呼应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具有极强的消费暗示意义,因而能够触发消费者的一系列心理反映,进而引导他们的购物欲望,最终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科特勒强调,营销的核心在于凸显产品的独特性,使其与其他产品区分开来,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对“差异化”策略的精湛运用。这不仅体现在产品的实际特性上,也包括通过概念或“符号”所构建的“心理差异”和“情感差异”。一个成功的品牌形象能够实现这些差异,并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以露华浓公司为例,该公司在向女性顾客销售香水时,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瓶具有特定香气的物质产品,更是在传递一种融合了成就成功、社会地位、个人记忆、梦想以及自我展现等生活哲学和“核心价值”。
品牌,本质上是一种概念、名称或象征,它是企业塑造和强化其符号价值的方式。品牌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产品及其特性的认识和体验,也象征着产品或服务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位置与重要性。科特勒和阿姆斯特朗在《市场营销》中指出,品牌最终存在于消费者的心智之中。①科特勒引用了一位营销专家的见解:产品在工厂中制造,而品牌在人们心中塑造。这一观点揭示了品牌商品在现代商品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企业必须将实体产品与附加价值及核心价值紧密结合起来,其中核心价值的设计本质上是概念设计。以苹果公司为例,它销售的不仅仅是电子设备,其品牌和营销策略能够激发消费者对创新和设计的向往。苹果的广告语“Think Different”以及其简约的苹果标志,都是其品牌形象的一部分。自 1976 年成立以来,苹果的 LOGO 虽然经历了几次变化,但其简洁的设计依然深入人心,激发人们对技术和美学的追求。苹果所传递的不仅仅是电子产品,更是一种追求创新和卓越生活方式的理念。正如艾丽斯·M.泰伯特和博比·J.考尔德在《凯洛格营销论》中所述,如果没有联想和情感,可口可乐不过是水、糖、碳酸和香料的混合物。②因此,品牌虽然是通过产品设计、广告、分销渠道和营销活动逐步建立起来的,但其最终目标是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坚固的地位。缺乏品牌资产的商品就是一个纯粹的商品。塑造核心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种隐蔽的剥削方式。随着核心价值的构建,一种新的崇拜现象——符号拜物教也随之产生。马克思批评的拜物教是针对物质所代表的价值形式的盲目崇拜,而当代的符号拜物教则是对符号背后所隐含的核心价值的盲目追求。一方面,核心价值的塑造,或者说符号价值的生产扩大了资本增殖空间。商品的符号价值能够显著提升其市场价值,尽管其实用价值并未发生改变,这揭示了符号价值的神秘力量。商品的总体价值由其物质价值和符号系统的价值共同组成,其中符号价值在总体价值中的份额持续增长,成为资本积累流程中的核心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框架下,符号编码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资本主义阶层及其政府积极鼓励商业实体和社会机构去发明和推广符号编码,这样,符号崇拜——一种基于幻想的信念——便能在社会中畅通无阻。另一方面,核心价值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普遍精神痛苦的根源。
工具理性的认知模式导致了虚假需求的“自觉”接纳。工具理性是一种以效率和功利为核心的认知模式,其特征表现为分析化、程序化和定量化,强调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和利用,而忽视个体的情感、审美体验及精神需求。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渗透于消费领域,使人们在面对消费选择时倾向于用功利性标准衡量事物,而忽略其真实需求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杨春时教授在《审美意识系统》提出的心理结构理论③,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工具理性如何主导个体接受虚假需求的重要理论框架。杨春时将心理层次划分为无意识、非自觉意识和自觉意识三个层次。其中,自觉意识是高级阶段,运用分析化、概念化的认知模式,而非自觉意识则通过意象和情感认知世界。资本主义通过广告和品牌营销,将消费与幸福挂钩,使个体在自觉意识层面形成认同,并最终转化为主动接纳虚假需求的心理机制。④例如,奢侈品牌(如苹果、耐克)的营销并非仅仅围绕产品的功能展开,而是强调品牌所赋予的社会认同感、阶级象征及心理满足感⑤。市场营销过程中,这些品牌的核心价值逐渐被抽象为概念,并通过广告、社交媒体等媒介不断强化,使消费者在自觉意识层面认为拥有这些商品等同于成功和幸福⑥。然而,这种消费行为并非基于真实需求,而是被操控后的心理认同,最终导致人们在资本主义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自愿选择,从而丧失对真正需求的判断能力⑦。此外,现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化营销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工具理性的操控能力。
对近代长江中下游银行风险内部管理的考察,本章将研究视域扩展至近代银行风险治理的外部约束机制,着重探讨金融监管框架与行业自律体系在风险防控中的协同作用。金融监管机构通过法定权威建立的市场准入规制与持续监管标准,能够有效化解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逆向选择困境。同时,在构建多层次风险防控体系的框架下,行业自律机制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以沪、汉银行业公会为代表的行业自律组织构建的自律规范与市场纪律约束,不仅能够形成监管标准之外的柔性约束力,更可借助行业组织的专业优势实现风险预警的前置化。这种制度设计在监管放松时期或金融创新活跃阶段,往往能产生与法定监管相得益彰的互补效应。5.1 近代银行的监管与行业自律5.1.1 北洋政府时期的金融监管尽管经历多次金融风潮,植根于西方金融体系的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制度对于北洋政府而言是陌生又崭新的制度。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是政府财政与金融管理职能逐步健全的表现。北洋政府初期基本沿袭了晚清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以财政部取代度支部行使金融监管的职能。其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肇始于财政部1913 年 4 月 28 日颁布《中国银行监理官服务章程》,由财政总长委派监理官监视和检查银行一切事务。中国银行对于北洋政府,是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国家银行。在中国银行派驻监理官,表明北洋政府初具国家银行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监理官隶属于财政总长,即金融监管职能由财政部行使。与晚清时期开始的监理官制度主要内容仅有一条相比,《中国银行监理官服务章程》监管范围更为全面。为强化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同年 10 月 22 日,北洋政府再颁行《各省官钱行号监理官章程》,财政总长委派监理官监视各省官银钱行号的所有事务。由于没有统一的中央银行,这一时期不仅官督商办银行具有发行货币的职能,具有一定实力的商办银钱行号也有发行纸币的权限。因而对于各省银钱行号的监理官章程扩大了监管范围。此后,北洋政府财政部对于驻派各省的银钱行号的监理官颁布了办公规则。
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下金融风潮频繁发生,内生的制度性因素致使金融风潮往往发展为系统性风险,银行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倍加艰辛。因而,在前述近代长江中下游银行风险的内部管理与外部治理框架相对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将进一步聚焦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 1927~1936 年期间近代长江中下游银行风险进行动态分析。依照系统动力学的研究范式,识别近代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并借助 AHP 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综合确定近代银行系统性风险各影响因素的权重,构建近代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系统动力模型,为继续探讨近代长江中下游银行的风险管理实践提供实证基础。6.1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理论基础6.1.1 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涵系统性风险是对金融体系的绝大部分稳定性和正常运行产生威胁的风险,这种危险将对其经济活动的开展产生极大负面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制具有显著的复杂性特征,其核心动因可追溯至微观主体风险敞口的非线性累积与宏观金融环境的结构性变迁之间的交互作用。具体而言,当单一银行机构或银行子群体因内部风险管理失效、资产结构失衡等脆弱性累积,或遭遇宏观经济波动、政策冲击等外部不确定性事件时,可能触发连锁性风险事件。这类风险事件通过银行间市场关联、资产负债网络及预期传导渠道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导致整个银行体系出现剧烈震荡甚至功能性瘫痪。如 1883 年晚清江浙钱业巨商胡雪岩为与外国金融资本争夺生丝定价权而致阜康钱庄深陷流动性危机,导致长江下游钱业长达两年的金融恐慌。判断系统性金融风险取决于是否出现金融失效,即部分或整体的金融体系的损害对实体经济或社会公众带来强烈的负面溢出效应。如 1910 年的“橡皮股票风潮”导致上海金融市场严重动荡,“上海工厂数十家,工人二三十万,一经停工,于商业治安均有关系......”。①1883 年上海金融恐慌引发长江中游的九江茶业市场的低迷。
上一章基于动态视角,运用系统动力学范式构建了近代长江中下游银行风险识别模型,仿真及敏感性分析表明,该区域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常源于流动性风险、经营风险与市场风险的交互作用。本章将研究视域延伸至系统性风险管控层面,聚焦流动性、经营及市场风险管理。通过构建流动性风险综合评价模型,系统考察特定历史情境下长江中下游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效能;基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舞弊事件的典型案例,纵深剖析其经营风险管理实践水平与历史局限;同时,辅以信用调查制度与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横向考察,阐释市场风险管理框架在演进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与内在制约。进而揭示,近代长江中下游银行风险管理因多重制度性缺陷而陷入多维困境。
7.1 近代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及管理——基于 41 家银行的分析7.1.1 近代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银行往往将满足流动性需要作为其风险管理的优先目标,这关系到公众对其信心。近代中国的金融机构无论管理方式还是盈利能力,相较于当时的西方金融机构明显处于弱势。但部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银行管理者们已具备一定的现代金融风险管理意识。有“中国近代第一银行家”之称的陈光甫曾于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经济学社演讲时说到“从银行的立场说,对于存户,原是债务者,所有资金,只有跟着存户的意志而转移。现金究竟不是有机物,自身并不能逃避,其遇变即逃的原因,还是由于存户的心理作用。存户纷纷体现运现,银行只能听起驱使,收缩放款,决没有反抗的可能。”①金融机构管理者们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与其最大的存款客户和持有大额未用信贷额度的客户保持联系,以决定资金是否被提取以及何时被提取,确保充足的资金以满足流动性需求。
8.1 结论
1897 年~1949 年跨越了晚清至民国时期,此时的近代银行业兼具传统和现代双重特点,也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本研究以长江中下游银行为研究视角,探讨了近代中国银行业风险及风险管理问题。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对近代长江中下游钱庄(早期银行)和近代银行的风险和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层次挖掘。定性分析部分主要围绕近代长江中下游钱庄向近代银行的变迁、经历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银行内部管理体制展开研究;定量分析则通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近代银行风险识别模型,并据此考察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的动态演化。基于历史制度比较视域,从全面风险治理框架切入,系统分析长江中下游地区旧式银行(传统钱庄)与新式银行(近代银行)在风险的内部管理和外部治理体系中的历史继承性与范式创新性,揭示近代中国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演进的内在逻辑。得出以下结论: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美好生活视域下的消费主义批判,旨在基于对现阶段的消费主义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进而研究新时代美好生活场域下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困扰和挑战,最后尝试提出相关的消解路径。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阶段后,以虚假需求的普遍制造为标志,消费主义走向了成熟。与此同时,消费主义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随着跨国公司的高度发展在全世界迅猛扩张,第三世界国家也不例外,被席卷其中。消费主义极具隐蔽性和控制性地为资本增殖服务。它不仅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大量浪费、大量破坏,还使个体沦为消费工具、丧失精神超越性。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人民的美好愿景,是党和国家的重点建设目标。在美好生活视域下对消费主义进行批判研究既补充了消费主义研究和美好生活研究的理论内容,也为美好生活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一方面对消费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分析了消费主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目标实现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消解路径。具体而言,本文就消费主义的衍化历程、理论溯源、内涵特征、生成机制、时代之维开展了研究,对现阶段的消费主义有了更加全面清晰的认知。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阶段后,消费主义走向成熟并且还在衍化,表现为除了虚假市场的不断制造,还有虚拟市场、数字市场的开拓。可见,消费主义作为现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将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正是资本增殖的底层逻辑作用,消费主义表现出强迫性消费、超前消费、超速消费、符号消费、炫耀性消费等显著特征。此外,虚假需求的普遍制造和人们幸福观的错位也是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缘由。从现实后果看,消费主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形成多重挑战。例如,消费主义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流价值观都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设形成了阻碍。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制度、思想、文化、教育几方面对消费主义的消解进行了路径探究。自经济大萧条发生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次自救探索和阶段性自救成功都是设法开拓了市场,无论是凯恩斯阶段的寅吃卯粮,还是后工业阶段的虚假需求的普遍制造都是如此,归根结底都是消费主义的具体举措。消费主义对当代人类的影响十分深远,从本质上看,消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场域下人们普遍奉行的人生哲学。数字资本主义的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历史样态。数字资本主义的出场促使消费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同资本主义以往历史一样,数字化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找寻应对经济衰退与社会危机方案的结果。尽管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转机。例如,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市场的进一步扩张。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市场扩张为消费主义扩张提供了更广阔空间,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失衡现象,生产—消费达到了相对的暂时的平衡。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是不可避免的顽瘴痼疾。就消费主义的生成机制而言,如果把虚假需求的普遍制造看作是外因,那么人自身的认知偏误即内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消费主义在现代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虚假需求的普遍制造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其根本在于人们的认知偏误。人类经历了长期物资匮乏的历史才迎来了丰裕的物质时代,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温饱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这样一来,在认知层面人们极易错把占有等同于幸福。时代呼唤科学消费观的出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人们的共同愿景,科学的消费观尊重人们的主体性地位,避免个体沦为消费的工具。本文对美好生活视域下的消费主义的批判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本论题仍然具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可能存在的不足:第一,关于消费主义的研究,涉及跨学科研究,涉及心理学、市场营销学、文化学等学科,由于个人知识面和对其他学科掌握程度所限,在研究上必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第二,消费主义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既考验一个人理论的基本功,又考验一个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和把控情况,然而,博士期间的科研时间是有限的。可以说本次研究只是我个人关于消费主义的研究的一个开始,关于消费主义有太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探索。关于下一步的研究的一个初步计划,首先,打算进一步夯实自己的研究基础,想对世界经济史和西方学者关于消费主义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系统学习。其次,本论文关于美好生活视域下消费主义的研究属于宏观层面的研究,接下来打算就其中比较具体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也会考虑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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