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论文：产教政策和在校学生认知研究
这是一篇经济学博士论文代写范文本研究通过对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的测量，探究了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认知相关的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得知，产教融合政策是在国家产业经济发展中必不可缺的一环，教育与产业的协同发展也离不开产教融合政策，提高产教融合政策水平与创新能力对于高职校人才培养有着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政策管理意见，从理论上为丰富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政策体系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为现代职业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一定价值的参考，在实践上为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就业质量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我国职业教育管理和育人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要充分认识到产教融合的特点和优势，注重高职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素养的培育，以产教融合为平台和载体，贯彻落实职业高校和产业企业的各项实际合作。2023 年 5 月 29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了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这将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指明重要方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家产业经济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产教融合是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1.2 国内外文献回顾与评述1.2.1 关于产教融合内涵及产教融合政策的研究（1）产教融合内涵为了深刻了解本文的研究对象，有必要掌握产教融合内涵的当前研究动态。早在 20 世纪初，即 1906 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工程学院的行政首长 Herman Schneider 率先阐述了合作教育的理念，他强调为了塑造实用型工程师，至关重要的是让学生亲身参与工程师的实际工作环境。直至 2013 年，我国教育部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文件中首次正式引入“产教融合”的概念，自此学术界对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从多元角度深化了对产教融合本质、构成、参与者等方面的理论认识。在概念解析中，“产教融合”这个词可以拆分为两个核心元素：“产业教育”与“融合”。其中，“产业教育”强调的是企业和教育机构的互动关系（张婉姝①，2017）。而“融合”一词，在汉语语境中超越了简单的合并，它象征着深度的整合与交织。针对当前我国教育系统致力于构建“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精准对接了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即寻求产业实践与学术知识的无缝对接，体现了我国教育体系的战略导向（徐冬冬②，2015）。从内涵上看，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文中，Freeman 教授认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作是一项全国性的行动，它对于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与提升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大百科全书③，2002）。产教融合是一种将教育活动与社会生产活动紧密联系的人才培养模式，它具有双向参与的特点（Allan Klingstrom④，1987）。因此，要从教学模式、办学体制和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两个方面来理解“产教融合”的含义（Whittle、Hutchinson⑤，2011）。在教学模式上，产教融合是内部各主体成员进行交互活动的集合，包含学生生产性学习、教师生产性教学、企业学习性和教学性生产（王丹中、赵佩华⑥，2014）。在制度目标上，产教融合的深入目标就是要培养出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多个组织之间可以互相信赖和配合，还可以利用合作项目和资源共享等方式来达到协同育人的目的（邱晖、樊千⑦，2016）。在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职业院校为企业提供了技术精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储备，为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后劲，有利于企业产生更大的效益，发展地方经济（蒋姝蕾⑧，2020）。同时，在与民营经济利益相关、需求相向、要素相通、文化相融，融合发展具有客观优势，但在价值诉求，资源配置，动力机制等方面仍存在博弈点或薄弱点（余闯、施星君、杨晓珍等⑨，2023）。通过以上产教融合的内涵辨析，能够归纳产教融合的一些明显特点：一是主体的“多元性”（黎青青、王珍珍①，2019）和影响因素的“多元性”两方面（柳友荣、项桂娥、王剑程②，2015）；二是主体和要素的“融合性”，即产教融合下各个参与主体和要素通过有效衔接与组合以实现各个方位的融合，并最终实现 1+1＞2 的效应。从范畴上看，产教融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宏观上，“产”“教”两个主体的交互与交融；在微观层次上，重点阐述了“生产”与“教育”的衔接与协作（周劲松、温宇③，2010）。产教融合就是产业、企业和高校在人才培养、技术研究、成果转化等多个领域紧密合作，从而实现“校企合一”的新模式（孔宝根④，2015）。就是产业、企业和高校在人才培养、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等领域进行紧密的合作，从而实现“校企合一”的办学模式（杨海峰、黄陈、李艳艳等⑤，2018）。沈绮云⑥等（2021）提出，在宏观层次上，“产教融合”指的是产教融合，中观上，指的是“校企”、“校企”等多种类型的企业与院校之间的“产学研”、“产学研”相结合；微观上，“企业生产”与“教学”相结合，“生产”“教”“学”相结合。从内容上看，产教的涵义、关系及途径，基于广义的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为产教关系是职业教育与除教育之外的产业之间的关系，产教融合的实质就是职业教育与产业两者之间深入进行全方位的融合，包括合作办学与契约合作两种整合模式，是职业院校为提高其人才培养质量而与行业企业开展的深度合作模式（陈年友等⑦，2014）；“产教融合”的“产”指产业，在经济学中，产业通常是指在教育领域以外的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教”一般泛指教育，在这里特指职业教育，层次上分为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融合”含有“交融”的意思，它可以被看作是不同形式或特性的事物之间的结合，互相吸收，最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整体，并且给这个整体带来了新的含义和特征（王蓝⑧，2015）。学校教学活动与企业生产活动互相的结合，二者协同育人，等同于校企合作，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教学过程与生产工作过程的融合，是育人方式上的融合；二是教育教学内容与生产技术技能的融合，是育人内容上的融合（孔宝根④，2015）。产教融合的最根本的含义应该是：产教一体，校企互动，学校和工业企业都离不开这一点，要将教育教学、生产劳动和素质培养相结合，以技能提高，科技研究开发和运营管理优化为社会提供服务（秦斌⑨，2014）。
第二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及研究内容逻辑关系探讨
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与定义，是各项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的开端，直接影响着研究的理论判断和前进方向。当前，学术界对“产教融合”和“职业认知”这一“是什么”的认识以及定义还存在着分歧。因此，在本研究之初就需要理清相关研究变量的定义，区分相关概念，以便正确地掌握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和高职学生职业认知的含义和实质。在理论研究方面，最近几年，国内对产教融合、职业认知、职业探索方面的文章数量爆炸性产出，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本章拟在已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从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行为心理学等方面入手，对本研究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和高职学生职业认知与职业探索等相关研究变量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为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与职业认知、职业探索理论模型构建和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界定2.1.1 政策的评价标准（1）公共政策评价国内外学者对政策评价的关注点主要聚焦在内涵、程序、标准等方面。就政策评价的内涵而言，政策评价主要是事前评估，即通过对政策方案的评价为决策者提供政策选择的依据（Nagel①，2022）；政策评价包含事前、事中及事后评价，即政策评估应涵盖“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效果”全过程的评估（James②，2003）。但从评估路线来看，应将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相结合（赵莉晓③，2014），并对公共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即事后评估可以客观反映其解决问题的情况（Howlett et al.④，1995）。就政策评价的程序而言，公共政策评价活动分为规范、测度、分析、评判四个环节，且建立政策评价的标准和程序是规范环节的主要任务（胡宁生⑤，2000）。公共政策评估主要经过准备、实施和总结三个阶段，包括确定公共政策评价得以进行的标准、收集有关评价对象的各种信息、运用信息和评估方法对政策的价值作出判断、利用评估结果提出建议和措施四个基本内容（赵莉晓③，2014）。就政策评价的标准而言，公共政策评估可以通过效果、经济和职业进行评估（Vedung⑥，2017）。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一书中，政策方案评价标准分为六类：即效益、效率、充分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当性（William⑦，2015）。其中，效益是指某一特定方案能否实现所期望的目标，政策产出给社会公众带来正面的、积极的福利的程度；效率是指特定政策方案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它主要是一个量的概念；充分性是指特定的政策效益满足引起政策问题的需要、价值或机会的有效程度，它明确了对政策方案和有价值的结果之间关系强度的期望；公平性是指效果和努力在社会不同群体中分配的公平程度回应性；回应性是指政策满足特定群体的需要、偏好或者价值观的程度；适当性是指一项计划的目标和支持这些目标的前提是否站得住脚。虽然学界对政策评价的标准未达成共识，但在选取评价标准的相关研究上仍存在着相似的共同点，即从公共政策的目标、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执行力四个方面入手选取评价的理论指标（孔微巍、刘晓熹①，2021）。价值层、行为层和目标层在政策过程实现上具有连贯性，这决定了政策评价不仅仅是简单线性的问题识别，分析不同维度之间的联系、政策的维度特性、政策过程与环境的关系等内容也是政策评价的重要工作（杨大楷、刘曦腾②，2015）。（2）教育政策评价公共政策评价涉及经济、医疗、教育、就业等重要领域，教育政策评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教育政策评价围绕一定的教育价值准则展开，而教育政策评价标准正是教育价值准则的重要体现。国内大多数学者对教育政策评价标准的探讨主要聚焦于政策实施标准、普及范围以及作用效果，但从作用效果的评价研究来看，由于教育实施受政策各方权益、地域发展水平、操作技术方法等因素影响，该项内容一直是当前学界争议较多，尚未有统一一致概念的研究领域。但从整体来看，可以通过两个视角来阐述教育政策评价。一是从文本的维度来评价教育政策，关键是把握文本的权威、价值和控制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政策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是从文本维度评价政策的三个指标，其中，权威作为组织形态存在的制定政策的权威机构，代表一种客观存在的理论强制性关系，对应评价标准中的理论影响；价值分为物质层面的实体价值和精神层面的符号价值，分别对应评价标准中的价值影响和情感影响；控制作为一种命令或支配的权力和手段，包括对教育领域某个组织和行为的规范、限制等，也包括对某种行为模式的倡导，对应评价标准中的动能影响（涂端午③，2014）。二是从“适切”的维度来评价教育政策，关键在于把握政策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合理性包括对政策充分性和必要性的评价，即充分把握政策内在的客观理论认知和政策在解决问题中的不可或缺性，体现了教育政策评价标准的理论影响和价值影响；合目的性包括政策成效与政策回应性，即充分关注政策教育效果的个体和社会目标，回应利益相关者对政策的参与行为，体现了教育政策评价标准的情感影响和动能影响（吴晓蓉④，2015）。
第三章 研究理论模型的构建
3.1 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因素提取
3.2 职业认知因素提取
3.3 职业探索行为因素提取
3.4 相关变量关系假设的提出
3.5 各变量作用效应的研究模型构建
3.6 本章小结
第四章 研究变量的前测分析与验证性分析
4.1 初始测量量表的设计
4.2 前测量表的因子分析
4.3 正式量表的因子分析
4.4 测量量表的结论与讨论
4.5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对职业认知的直接影响效应研究
5.1 影响效应检验方法介绍
5.2 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二阶因子模型的研究
5.3 直接影响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5.4 直接影响效应模型人口统计因素检验
5.5 本章小结
第六章 职业探索行为对影响效应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章节探索了我国高职学生以职业探索行为为中介变量，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对职业认知的影响效应，整个过程经历了以下多个环节。首先是对高职学生职业探索行为量表进行相关测量和检验，先后经过量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及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然后通过 AMOS 统计分析软件，构建以职业探索行为为中介变量的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对职业认知影响效应模型，并检验模型的拟合度指标，测量职业探索行为在模型中的中介效应，进一步验证职业探索在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对职业认知影响效应中的影响效应。最后通过多群组分析的方式探究不同的高职学生在该中介效应模型中的表现如何，是否会根据高职学生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的不同，而对该中介效应模型的效果产生变化。
6.1 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标准6.1.1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目前，使用最多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有三类，即 Baron 和 Kenny 的因果法（Causal steps）、Sobel 的 Sobel-test 以及 Bootstrap 自助法。Baron 和 Kenny 的因果法是最早应用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通过计算研究模型中每一条路径的评估系数，然后通过检验该系数是否满足统计标准来判断变量是否起到中介作用（Hayes①，2009）。以图 6-4 的单因子中介模型为例，Baron 和Kenny 的因果法步骤：一是，证明总效果存在，自变量（X）必须对因变量（Y）有显著影响，即 Y=cX（c≠0），且该影响效应具有显著性；二是，证明中介模型中的 a 路径具有合理性，自变量（X）必须对中介变量（Me）有显著性影响，即 Me=aX（c≠0），且该影响效应具有显著性；最后，证明中介模型中的 b 路径合理，中介变量（Me）必须对因变量（Y）有显著性影响，即 Y=bMe+c’X（b≠0），且该影响效应具有显著性（Baron、Kenny②，1986）。然而，因果法对于检验中介效益也存在着局限性，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因果法在中介效应检验的领域中最普及，但却在实际操作应用上使用得较少的原因。其最重要的不足是仅仅能证明a 与 b 两条路径是否具有显著性，无法证明中介效果的 a*b 是否也具有显著性。另外，当模型中存在多个中介变量时，并不再适用 Baron 和 Kenny 的因果法检验模型中的中介效应。因此，学者 Sobel 针对因果法的缺点，进一步对因果法的中介效应检验作出了改进，提出了著名的Sobel-test，弥补了因果法不能检验系数 a*b 的效果显著性。Sobel-test 的具体操作如下：首先计算出路径 a 和路径 b 的非标准化系数；然后估计出路径 a 和路径 b 的标准误；最后通过 Sobel-test通过设定中介效应的虚无假设 H0，判断 Z 值的大小来检定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若 Z 值的绝对值大于 1.96，检验结果 p 值将会小于 0.05，拒绝虚无假设 H0，证明中介效应的存在。反之，则接受虚无假设，证明中介效应不存在（Sobel①，1986）。无独有偶，Sobel 提出的 Sobel-test 中介效应检定法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Bollen 和 Stine认为，Sobel-test 中介效应检定的前提条件是抽样分布要满足正态性分布要求，但对于大部分中介变量而言，a*b 的中介效益抽样分布基本不会满足正态性分布的要求，偏度和峰度都不可能为 0（Bollen、Stine②，1990）。为解决这个问题，Hayes 认为 Bootstrap 自助法是弥补 Sobel-test不足之处的最好办法。Bootstrap 自助法通过从初始样本中，至少重复抽取放回 1000 次（5000次为最佳）子样本的方式，对每个新产生的子样本拟合各自的备选模型，然后计算子样本得到的模型结果与初始样本得到的模型结果之间的差异，以选择最佳模型。就其而言，具体而言，Bootstrap 从操作技术上弥补了 Sobel-test 不足之处，为解决 Sobel-test 的不足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通过 Bootstrap 修正抽样数据，使中介效应 a*b 更趋于正态性分布，因而重新估计的非标准化系数和标准误更具有实际效应，通过两者比值计算出的中介效应显著水平 Z 值更具有代表性。若 Z 值的绝对值大于 1.96，p 值将会小于 0.05，统计检定具有显著性效应，中介效应被证实存在。反之，中介效应则被证实不存在；二是通过 Bootstrap 产生的百分位数置信区间（Percentile based bootstrap confidence interval）和偏置校正置信区间（bias-corrected bootstrapinterval），重新估计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反之，说明中介效应不存在（Hayes③，2009）。中介效应的检验是在不断迭代更新的背景下应用至今，虽然因果法和 Sobel-test 等传统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被学界广泛使用，但其不足之处同样逐渐被重视，存在漏洞的量化检验是无法做出正确的推论。总而言之，Bootstrap 技术为模型中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非标准化或标准化估计值提供了方差和分布的替代估计。Bootstrap 置信区间反映了这种不对称，并对非正态性分布的数据进行转化，解决了传统测试方法的缺陷（Bollen、Stine②，1990）。据模拟研究显示，Bootstrap 自 助 法 在 对 中 介 效 应 的 检 定 上 要 比 因 果 法 和 Sobel-test 更 合 理 有 效 （ Williams 、MacKinnon④，2008），这也是 Bootstrap 自助法正逐渐成为中介效应检验最优法的重要原因。
6.2 以环境探索为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机制模型研究6.2.1 环境探索中介效应模型的初始拟合检验根据本研究 3.5.2 中提出的以职业探索行为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在第五章对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对职业认知的影响效应模型的实证基础上，建立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职业认知与环境探索三个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探究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是如何通过职业探索行为，从而影响高职学生职业认知。依据社会认知理论，构建三个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如图 6-1 所示。该中介效应模型包含了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二阶因子模型的 4 个因子维度，分别为理论认知效果、价值提升效果、行为动能效果和情感归属效果，并采用题项打包策略进行了精简；职业认知的 4 个因子维度，分别为规划型认知、利己型认知、抵抗型认知和拼搏型认知；以及职业探索行为的环境探索因子维度内容。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破除高职院校执行产教融合政策过程中以往的固化管理思维，重视高职学生自身心理主观因素，以人为本，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从高职学生心理的角度出发，证实了产教融合政策的有效性，拓展定义了高职学生的职业认知类型，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构建这两个变量内容，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本研究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论证了产教融合政策（环境因素）对高职学生在职业探索行为上产生影响（行为因素），从而作用于高职学生职业认知类型的形成（个人因素）。健康的职业认知类型的形成，对高职学生就业工作是具有促进作用的，这就回应了本研究最初（研究背景），产教融合政策是否能够实现高职学生的高质量就业，以及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偏差问题。综上，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创新的探讨，而且在方法论上也进行了全新颖的尝试。它为理解产教融合政策对高职学生职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证依据，也为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政策的推进提供了新的政策管理参考，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贡献。
7.1 研究结论7.1.1 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的因素维度（1）通过分析现有文献、研究相关理论基础、开展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明确了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的内涵与度量内容。即高职学生的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是由理论认知效果、价值提升效果、行为动能效果、情感归属效果 4 个因子维度组成。（2）通过正式问卷调查，我国高职学生受产教融合政策作用效果的影响处于中上水平，学生们对于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制度，基于心理因素上表现出较为统一的支持和赞同，产教融合政策在高职院校推广实施的效果较为良好。（3）通过分析正式调查问卷的数据结果，发现产教融合政策在高职学生群体中，作用效果最好的是理论认知效果，高职学生对于产教融合政策在理论基础、政策背景的了解掌握程度最高，高职学生能够在概念上接受和认可产教融合政策的相关内涵与要求；其次为价值提升效果，高职学生对产教融合政策为国家经济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所提供的效能表示认可，对自己在接受产教融合培养时所获得的价值体现表示满意；接着为行为动能效果，产教融合政策会积极调动高职学生在校的行为表现，高职学生的积极行为表现进一步体现了产教融合政策的行为动能效果，如更主动接受产教融合的教育培养，主动参加产教融合相关项目比赛等，但本研究中效果水平相较于前两项则低了一点；作用效果最低的为情感归属效果，该结果表明了高职学生对产教融合政策在情感表现上较为一般，高职学生没有对产教融合政策在施行的过程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与联系，产教融合政策对于高职学生在集体感、荣誉感、归属感的影响都表现一般，这对产教融合政策的推行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7.1.2 高职学生职业认知的因素维度（1）通过对高职学生实地调研，收集高职学生对职业的看法、想法与理解情况后，整理分析出职业认知潜在的内涵和内容。并进一步通过实证的方式拓展了职业认知现有的内涵与度量方式，将职业认知从以往的按照认知程度水平来测量，创新分为 4 种认知类型来进行划分性测量，界定了高职学生不同类型的职业认知方式。（2）本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证实了高职学生职业认知类型是复合存在的。高职学生职业认知类型占大部分的是规划型职业认知，这对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利好，规划型职业认知有助于高职学生职业生涯健康发展；其次是占比第二的是利己型职业认知，高职学生在职业观念上对于自身利益排在较为靠前的位置；接着是抵抗型认知，高职学生在就业职业工作上还是抱着消极情绪的，虽然高职学生抵抗型认知不是职业认知主导，但占比在第三位置，也暴露出高职学生对于职业工作存在潜在的抗拒性心理，或是对当前大环境下职业的种种不公与不平等的消极态度；最后是拼搏型认知，这类认知在高职学生占比最低，究其原因应该是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已经固定了高职学生大部分职业规划路线，因此不需要再前往风险大、收益高的地域和工作领域去拼搏努力，另外也有可能是高职学生大部分家庭环境并不优异，不足以支撑他们外出打拼。
7.1.3 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对高职学生职业认知直接影响效应结果（1）通过构建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对高职学生职业认知的影响效应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于职业认知的作用效应路径指标，证实了产教融合政策在高职学生的实践上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产教融合这一政策对于高职学生的职业认知会产生显著性影响，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分析，这些显著性影响对高职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是积极且极具帮助性的正向影响。（2）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对高职学生规划型认知和利己型认知产生正向的影响。产教融合政策能够激发高职学生理性的思维模式，让高职学生结合自己的需求，科学增强职业规划意识。（3）产教融合政策有效性对高职学生抵抗型认知和拼搏型认知产生负向的影响。产教融合政策能够减少高职学生对于职业工作产生负面的思想和负面的情绪，帮助高职学生避免盲从就业和消极待业。7.1.4 高职学生职业探索行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鼓励高职学生职业探索行为有助于高职学生在产教融合政策施行下形成更好的职业认知。（2）高职学生的职业环境探索和自我职业探索，都对于产教融合政策更好地影响正确的职业认知形成是有促进作用的。
附录 高职学生调查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