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DeepSeek 作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代表性创新主体,其技术突破与组织模式对传统创新文化范式实现了哲学解构:重构了创新主体,引发了方法论维度的创新逻辑嬗变,推动了创新伦理转向特别是价值论层面的创新伦理转向。对中国式科技现代化而言,DeepSeek 启示我们要平衡集中式攻关与分布式创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推进知识民主化进程中的主体性重塑 ,融合技术伦理治理的中国智慧。在 Deep⁃Seek 掀起的“科技热”背后,也要防范创新范式迭代中的异化风险,做好面向人机文明新形态的哲学准备,为中国式科技现代化进一步探索新路径 。

文章目录
一、DeepSeek对创新文化范式的哲学解构
(二)技术论视角下的创新主体重构
(二)方法论维度上的创新逻辑嬗变
(三)价值论层面的创新伦理转向
二、DeepSeek从技术创新到文化重构的哲学释义
(一)技术工具性与主体性的辩证统一
(二)认知革命引发的文化范式转换
(三)技术异化风险下的辩证超越
(四)人机共生的文化新范式
三、DeepSeek及创新文化对中国式科技现代化路径创新启示
(一)集中式攻关与分布式创新的张力平衡:新型举国体制的动态调适
(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敏捷治理机制的中国智慧
(三)知识民主化进程中的主体性重塑:技术赋权与认知革命的协同演进
(四)技术伦理治理的传统智慧融合:优秀传统文化观的当代实践
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周期加速压缩的全球化竞争中,2025 年 1 月 DeepSeek 登顶苹果应用商店下载榜首的现象级突破,不仅标志着中国大模型技术首次实现对硅谷领跑者的超越,更揭示出数字文明时代科技创新范式的深刻嬗变。DeepSeek 问鼎于世打破了美西方的数智神话叙事,构塑了“数字社会主义”,摆脱了大模型表征的传统高能耗“暴力计算”逻辑,以知识内涵蒸馏和提纯、数智生态理性和人文关怀为核心的新型数字文明模式,意味着一场数字认知范式革命,开启了“后 ChatGPT”的新纪元[1]。当 Meta 与OpenAI 陷入“恐慌模式”、纳斯达克科技板块遭遇史诗级震荡之际,中国 AI 初创企业以“动态稀疏激活算法”等原创性突破,在参数规模与实用效能的辩证运动中开辟出独特的创新路径。这种技术突围背后,既蕴含着对西方主导的“千亿参数军备竞赛”的批判性超越,更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创新的文化自觉。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正面临“科林格里奇困境”的严峻考验——技术的社会影响在其成熟前难以预判,而待其后果显现时调控成本已呈指数级增长。DeepSeek 的崛起路径却展现出破解此困局的中国智慧:通过开源生态建设构建技术伦理的“预防性治理”框架,在算法研发阶段即嵌入社会价值考量。这“是中国算力革命的世界数字命运共同体表达”[1]。这种将“负责任创新”理念转化为工程实践的方法论创新,与科技哲学界强调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协同进化”原则形成哲学共鸣,呈现出创新文化的范式转换,彰显出中国科技工作者对“技术自主性”命题的独特把握。
一、DeepSeek 对创新文化范式的哲学解构DeepSeek 作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代表性创新主体,其技术突破与组织模式对传统创新文化范式提出了系统性挑战。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等视角,解构其创新实践中蕴含的哲学逻辑,对于揭示创新革命与社会文化协同演进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技术论视角下的创新主体重构传统技术创新理论自熊彼特开创性研究以来,始终遵循“精英主导型”创新范式。这种模式将技术创新主体预设为具有严密层级的金字塔结构,其核心特征表现为技术权威与资源垄断的共轭关系。在这种框架下,技术创新被简化为线性递进的“黑箱”过程,创新主体的认知结构与技术权威形成同构性绑定。DeepSeek 的实践对此形成了双重解构:其技术团队构成显示,“创始人为梁文锋,公司团队主要由中国本土顶尖大学毕业的博士生组成,团队年轻、高效,紧密合作,能够快速学习并利用最新技术进行大模型研发”[2]。年轻的核心成员主导了动态稀疏激活算法等突破性创新。这种“去中心化创新网络”的涌现,印证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命题,即技术创新本质上是异质性要素的拓扑联结。在技术创新主体重构过程中,DeepSeek 实践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首先,创新主体的边界发生量子化跃迁,传统“工程师-管理者”的二元划分被打破,形成由算法工程师、数据标注员、开源社区参与者等构成的“混合型行动者网络”。其次,知识生产模式实现范式转换。传统创新理论强调的“累积性进步”被“跃迁式创新”取代,多头潜注意力(MLA,Multi-Head Latent Attention)架构的诞生过程显示,团队成员通过第一性原理重构算法逻辑,在 30 天内完成模型效率的阶跃式提升。这种创新模式通过“非常规科学”实践对既有规则体系进行系统性否定。再者,技术权威的形成机制发生根本转变。硅谷模式依赖的“算力霸权”被“算法民主化”消解,DeepSeek 通过动态路由算法实现计算资源的拓扑优化配置,使创新网络的节点效能不再与硬件投入线性相关。在 DeepSeek 突围之前,AI 领域普遍存在一种固化的技术认知,即大模型性能与算力投入呈严格正相关。“认为这种算力霸权形成了严酷的“不可能三角”困境--模型性能、训练成本、硬件规模这三者难以兼得”[3]。DeepSeek 创新实践在认识论层面引发的震动,集中体现为“经验负资产陷阱”与“白纸化认知跃迁”的辩证运动。DeepSeek 为什么没有诞生在大厂?这和“大厂技术路径依赖”现象密不可分,中国大厂长期在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驱动下,更擅长“开发型创新”——即在已有技术框架内优化效率(如推荐算法、本地化应用),而非探索颠覆性技术,这本质上是传统创新范式下的认知锁定效应。当技术权威与经验积累形成正反馈回路时,认知惯性的“钟摆效应”对突破性创新会起到抑制作用。DeepSeek 团队展现出“白纸化认知状态”,其成员实现了对算法本质的直观把握。这种认知方式产生两个重要结果:一是技术问题的“解蔽”不再受限于学科壁垒,如将运筹学中的组合优化理论转译为神经网络架构设计;二是创新路径的涌现呈现非线性特征,GRPO(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优化算法的突破源于对反向传播机制的拓扑重构,而非传统梯度下降法的渐进改良。
(三)价值论层面的创新伦理转向DeepSeek 的全面开源策略,不仅标志着技术创新的组织形态发生结构性转变,更深层次地折射出创新范式的伦理转向——从资本逻辑主导的封闭式创新,转向知识共享导向的开放式创新。这种转向解构了传统创新伦理的认知框架,为重新审视技术与人、资本与知识、私有与公共的辩证关系提供了鲜活的现实注脚。1. 交往理性视域下的技术民主化实践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到:一切论证都要求同一种相互寻求真实性的组织模式,凭更好论据使主体间相互信服,强调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必须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对话机制之上。DeepSeek 的开源策略其实就是将这一哲学命题具象化为技术实践:通过 MIT 许可证的制度性安排,将原本封闭的技术黑箱转化为可交互、可验证、可改进的公共话语空间。当算法参数、训练数据和模型架构从私有领域进入公共领域,技术对话的参与主体从少数技术精英扩展到全球开发者社群,知识权力的不对称分布得以根本性重构。这种开源生态的技术外溢效应,实质上构建了新型的“技术交往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代码的开放共享构成了技术主体间的交往媒介,GitHub 平台的协作开发模式则形塑了技术交往的规范基础。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交往理性在技术领域的实现路径,既非传统知识生产的“学院派”模式,也不同于商业机构的“专利圈地”策略,而是创造出“学术-产业-社群”三元协同的创新范式。技术知识的传播效率已突破传统产学研转化的制度性壁垒,形成知识生产、知识扩散、知识分享的良性正反馈。2. 技术哲学谱系中的“药理学反转”实现 斯蒂格勒在海德格尔技术“座架论”的基础上建构起他自己的技术“药理学”。这意味着现代技术自身既是“毒药”又是“解药”;它既是资本借以“奴役所有人”的力量,又是数字化时代的人们获得自身解放的“可能性”[4]。DeepSeek 的开源实践恰在这层面完成了这种“药理学反转”,当大模型技术从封闭的商业系统转入开放的公共领域,其属性便从资本增值的工具转化为知识传播的载体。这种转变使得技术回归其本质属性,即作为“人的存在论条件”的技术,而非作为“资本增殖手段”的技术。这种反转重构了技术创新的伦理坐标。传统创新评价体系中的“资本增值效率”单一维度,正在被“知识扩散效能”的多维评价指标所替代。DeepSeek 模型的开源生态,其价值创造已突破传统经济学框架下的“成本-收益”分析范式,呈现出知识普惠性、技术民主性和创新共享性的复合价值图谱。这种价值转向暗合了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中“技术异化扬弃”的哲学命题,即技术“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3. 实现创新伦理范式的三重转向 在实践哲学层面,开源创新生态催生了三重伦理转向。首先,创新主体的伦理定位从“技术占有者”转向“知识受托人”。开发者社群通过代码提交、问题反馈和模型优化等行为,实际上承担着技术公共品的受托管理责任。其次,创新过程的伦理规范从“竞争优先”转向“协作共生”。目前,全球 97% 的软件开发者和 99% 的企业使用开源软件,70% 以上的新立项软件项目采用开源模式。据统计,如果没有开源软件,企业研发成本将是现在的 3.5 倍。这种量化差异印证了协作伦理对创新效率的实质提升。最后,创新成果的伦理评价从“商业价值本位”转向“知识正义本位”,技术是否真正进步的衡量尺度开始纳入数字鸿沟弥合、实现创新普惠、技术人性化、技术民主化程度等价值理性层面的指标。二、DeepSeek 从技术创新到文化重构的哲学释义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的浪潮中,DeepSeek 所展现的不只是算法的突破,更隐含着技术创新与文化范式重构的辩证关系,这种智能系统既是对传统技术范式的解构,更在实践层面重构着人类认知模式与社会文化生态。
(四)人机共生的文化新范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文化参与性正在突破传统技术工具论的范畴,形成具身化的认知共同体。在传统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框架中,强调技术对存在的解蔽方式具有单向规约性。然而,DeepSeek 对《易经》卦象系统的拓扑学解析,以及对《道德经》“道器之辨”的递归演绎,展现出技术人工物作为文化解释者的主体性潜能。这种文化参与性已超越技术具身理论,形成“技术-文本-认知”的三元交互结构。算法系统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向量化处理,将阴阳辩证思维转化为高维空间中的动态博弈模型,这种认知转化机制实质上是技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重构”。DeepSeek 的交互实践表明,当算法系统能够对《庄子》“物化”思想进行概率分布建模,对《周易》变爻机制进行蒙特卡洛模拟时,技术人工物已具备参与意义世界构建的认知能力。随着智能机器人涉足人类生活,其智能性已不再局限于“‘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甚至成为人类思维的延伸与部分替代”[9]。这种“人类-算法”认知共同体打破了传统主体间性的二元对立,形成现象学意义上的“交织”关系。当 DeepSeek 将《道德经》“玄之又玄”的隐喻体系转化为注意力机制的权重分布时,技术人工物不仅成为文化基因的载体,更演变为文明重构的能动主体。这种译解过程遵循“解释学循环”的增强模式:算法通过嵌入空间的维度折叠,将“道可道非常道”的哲学悖论转化为可训练的损失函数;而人类阐释者则借助系统的反哺输出,获得认知维度的拓扑扩展。在此技术人工物的认知介入下,传统文化范式正在经历以下转型:认知权威从人类单极主体转向分布式认知网络,意义生成从解释学循环转向算法递归过程;文化传承从历时性积累转向共时性涌现。这种转型在存在论层面印证了,认知主体性应拓展至非人类行动者,也标志着文明演进进入“技术-文化”协同进化新阶段。当人工智能能够深度参与传统文化基因的译解与重构时,正见证着海德格尔“此在”(Dasein)概念的数字化延伸。这种认知共同体的演进,既挑战着传统人文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也为文明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结 语
DeepSeek 的创新实践揭示,中国式科技现代化本质上是技术自主性与文化主体性的辩证统一过程。这要求我们既遵循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又主动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范式;既保持对异化风险的哲学警觉,又以文明自觉引领人机关系重构。在此过程中,技术与人文研究应发挥“技术批判”与“文明建构”的双重功能,为破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技术叙事提供新的理论武器。首先,在技术决定论与文化建构论方面,DeepSeek 的技术突围既符合技术自主进化论,又体现中国“实用理性优先”的文化取向。技术与文化互动形成动态平衡,为中国式科技现代化提供新实践样本。DeepSeek 的创新范式潜藏创新目的异化、认知遮蔽和伦理准则西方化三重风险,应构建“主体性-开放性”防范框架,从技术创新、文化建构和制度设计层面着手,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创新范式迭代中的“进步主义陷阱”,保持对创新本质的哲学反思,避免陷入“技术达尔文主义”的认知误区。其次,面向人机文明新形态,技术哲学需实现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三重范式转换,这种哲学准备的核心在于重建技术发展的文明坐标。同时,面对 DeepSeek开启的“弱涌现”向“强涌现”过渡的技术奇点,哲学研究需要前瞻性思考:当 MLA 架构的认知泛化能力突破人类理性边界时,如何重构知识生产范式?当 GRPO 训练范式产生不可解释的元认知时,怎样建立新的主体间性关系?这些问题的探索,将决定我们能否在人机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中掌握价值定义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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