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论文代写代发：国内语言政策热点趋势研究影响
国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现状与热点趋势——基于CNKI核心期刊论文的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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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特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支撑。”(赵世举等，2023：6)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必要探寻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趋势，推动语言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当前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大多数是质性研究，少有量化研究。主要的量化研究有，范波(2020)采用CiteSpace软件对2000年至2020年的民族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进行可视化研究。李宝贵和张千聪(2020)通过CiteSpace软件对2015年至2019年我国面向“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的现状、热点、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他们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将语言研究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为该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本研究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国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相关核心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探寻当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趋势并提出相关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语言政策与规划在国外已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语言政策与规划也成为国内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范波，2020)。本文采用区别以往研究以“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等关键词检索的方式，在CNKI数据库以“语言政策与规划”为主题词，检索日期为2024年6月30日，限定期刊来源为北大核心和CSSCI，共检索到177篇文献，手动剔除会议综述、通知、消息、书序、征稿启事、单位推介和与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无关的文献，最终得到1997年1月至2024年6月有效核心期刊论文142篇。
2.2 研究方法与工具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计量法、共词分析法、知识图谱分析法、内容分析法等。文献计量法是一种以文献的外部特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数学和统计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某一知识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描述、评价和预测的方法(朱亮 孟宪学，2013)。共词分析法可以通过大量文献中共同出现的关键词来概述研究热点，反映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水平及其发展的静态结构与动态历程(冯璐 冷伏海，2006)。知识图谱是以科学知识为对象，综合运用科学计量学、信息可视化技术、应用数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来揭示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易高峰等，2009)。知识图谱可以形象地呈现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历程。内容分析法(contentanalysis)是对文本、媒体或其他沟通形式中的符号进行系统性、重复性的编码、分类和解释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Weber，2019)。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该软件已成为科学计量普遍使用的新工具，它能有效地帮助读者理解所在的研究领域。同时，CiteSpace既能展示某个研究领域的整体情况，也能突出显示该领域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文献。
3.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现状
3.1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年发文量趋势经统计发现，在CNKI核心期刊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年发文分两个阶段统计分析，如图1所示。1997年，周庆生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全面启动》是142篇核心期刊论文中发表时间最早的一篇论文，可见早期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政策研究密切相关。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领域产生了不少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研究成果(张治国，2016；李宝贵 张千聪，2020)。故本研究以2013年作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分割点。第一阶段从1997年至2012年，共有35篇核心期刊论文。2011年和2012年发文量最多，各为7篇。年发文量总体处于缓慢增长状态，发文总量较少。第二阶段为2013年1月至2024年6月，共有107篇核心期刊论文，约为第一阶段发文总量的3倍。总体上第二阶段的年发文量呈曲折式增长态势。
2017年、2020年、2023年是发文量较多的年份。这体现了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反映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动态性特征。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2020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世界各国的语言安全提出新的挑战，需要从语言规划角度应对语言安全问题。语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决定了语言规划的核心任务是维护和保障国家语言安全(沈骑，2020a)。2023年，随着数字化在各研究领域的兴起，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领域中也涌现出不少数据驱动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成果，如利用数据驱动的方式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语言政策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有助于推动语言政策研究向数据驱动范式转型(郑咏滟李文纯，2023)。
3.2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文献核心期刊分布情况文献的期刊分布可以体现某一研究领域的发文空间分布及期刊学术取向。经过统计分析，142篇核心期刊论文主要发表在68种核心期刊上。本文统计了发文量在4篇及以上，且排名前9的期刊，如表1所示。在这9种核心期刊中排名前三的为《语言文字应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语言战略研究》，其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21.8%，显然主流核心期刊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发文量还有待提升。其次，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核心期刊主要集中在外语类刊物，如《外语教学》《外语学刊》《外语研究》《中国外语》《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等，这反映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主要受到外语研究刊物的广泛关注。由此可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发文期刊种类还有较大拓展空间。
3.3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机构合作情况机构合作情况可以反映某一领域的研究力量的分布。运用CiteSpace绘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机构合作图谱，如图2所示，发文量较多的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其中，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发文量排名前五的研究机构。其次，虽然少部分研究机构之间有合作关系，但大部分研究机构之间尚未形成合作网络关系。因此，机构之间的联系程度与合作力度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4.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趋势根据知识图谱、关键词表以及二次文献阅读，本文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领域的热点趋势归为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资源与教育、语言安全与治理三方面。
4.1 语言政策与规划在整个宏观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领域中，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一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学科，它在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基础上发展而来(陈练文 李信，2021)。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研究内容广泛，研究视角具有跨学科性。冯佳和王克非(2014)指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需要同政治学建立紧密联系。李宇明(2011∶2)也提出国际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当下的特点之一是“多学科共同参与”的观点。目前语言政策与规划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已逐渐涌现。针对国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综述、评述、回顾等总结性研究，如周庆生(2019)，李英姿(2016)等。也有从语言政策与规划中的能动性、身份认同、理论、类型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郭龙生，2007；王加林 戈军，2012；刘立勇 熊文新，2024；戴曼纯，2021)。近年来，数字化手段也逐渐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张聪和刘海涛(2018)基于词频计量指标，展开了汉语语体演化研究。计算机技术信息检索、语音识别、机器翻译、信息提取、ChatGPT、Sora等的研发，为语言数据资源的采集整理、清洗标注、处理分析等提供技术支持(沈骑 刘思琪，2022)。海伦·凯丽-霍姆斯、何山华(2023)提出语言政策与规划的主体经历了从“国家及其机构”(语言政策1.0)转向“公司”(语言政策2.0)，再到“个体”(语言政策3.0)最后到“技术”(语言政策4.0)的变化。针对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政策理论述评、国际语言政策、不同国别的语言政策、语言政策类型等方面。国外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的主要路径有早期语言规划的研究路径、历史-语篇研究路径、政治理论研究路径、法律和媒体语篇研究路径，以及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复兴时期的研究路径等(褚凌云 邵薇薇，2017)。研究方法主要有民族志和话语分析，特别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高雪松 康铭浩，2021)。张蔚磊(2017)提到国外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的四种类型：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教育语言规划和声望规划。沈骑和孙雨(2022)通过考察国际学术期刊《语言政策》发现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构建尚有距离，汉语声望还有待提升。
4.2 语言资源与教育语言资源与教育是国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领域的又一主题。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该符号系统能为人类社会服务，并被人类社会所接受和使用，从而形成有价值、可发展的语言资源。语言资源构成要素有很多，如语言种数、方言土语种数、语言地位、语言声望、语言规范、语言功能、语言活力、语言文化、语言信息、语言人口、语言教育、语言能力等(李海英 李现乐，2014)。语言资源常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密切相关(陈章太，2009)。语言经济学吸收了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将语言和经济的关系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主要取决于该语言在各种任务、各种职业和部门的活动中的使用程度,而使用程度又受到该语言的供求法则的支配。语言的经济效用取决于诸多因素。这包括劳动力 市场 的急 需 程度 、交 易市 场的 应 用多寡 、消 费心 理 取向 、人 际交 往的 频 率等(张忻，2007)。语言教育与语言资源、语言经济具有密切联系就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而言，由于语言资源具有资源的稀缺性特征，语言资源通过市场价值而产生经济价值，语言技能是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之一(徐大明，2010)。李宇明(2018)指出语言能力是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通过语言来组织的，没有语言，任何经济活动都无以进行，语言是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枢纽；语言也是商品。语言规划需要经济和经济学的支持。因此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资源具有语言经济价值。就语言经济与语言教育而言，语言具有经济价值，尤其是当一门语言成为众多社会岗位的必备条件时，学习该语言的人越来越多，愿意投资该语言教育的人也随之增加。比如英语作为使用较为广泛的语言之一，许多工作岗位要求员工具备英语能力或者拥有相应的英语证书，引发人们对英语教育的投资。不少国家将英语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社会上也出现了大量的英语培训班。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经济价值是语言教育的内在驱动因素之一。就语言资源与语言教育而言，语言资源通过语言教育实现语言经济价值，当人们学会了某种语言并在社会工作中得到该语言带来的经济效益时，就实现了语言教育的变现。一种语言越有经济价值，就越能成为值得投资的语言资源。当前，语言经济价值在外语教育中尚有较大潜力。胡文仲(2011)提出外语教育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等重大问题，应加强政策法规和理论框架的研究。张蔚磊和王辉(2022)认为外语教育规划可以从不同行业外语人才需求分析、国别区域研究、学生和教师的语言规划入手。张天伟(2021)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分为探索期、发展期、加速期、新时期四个阶段，发现外语教育政策存在外语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外语教育规划亟待完善、外语教育尚未分地区和分阶段整体布局、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依然滞后、外语教育政策文化和本土化意识不强等问题。
4.3 语言安全与治理语言与安全的关系具有寄生性、多维性等特征，语言安全问题包括语言殖民问题、英语全球化带来的语言问题、语言污染问题、分裂主义与语言问题、跨境语言问题、语言濒危问题、外语能力不足问题、语言技术研发问题、语言使用与话语体系建设问题等(张日培，2018)。李茜和梁露(2022)对国家安全视域下的约旦语言现状与语言政策进行了分析。在多元文化和权力认同的基础上，约旦强调以阿拉伯语为主体的多元语言政策，对其他中东国家的安全治理提供了借鉴意义。为回应新时代全球治理对语言安全规划的现实需求，沈骑(2020b)厘清了语言安全概念，分析了全球治理视域下的语言安全问题，并从治理领域、治理层次和规划内容三个维度建构语言安全规划的基本框架。语言安全成为近年来重要的研究热点趋势，这是本研究区别以往研究成果的新发现。数字化时代语言安全存在较大风险与挑战。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众多大语言模型如ChatGPT、智谱清言、文心一言等所带来的语言安全问题。2023年，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直接明确语料安全要求。并保持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当前中文教育工作者和技术开发者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涉及政治、性别、种族和文化冲突等敏感话题时，AIGC生成内容的安全性和适宜性问题不可忽视；另外，还需考虑生成内容的伦理和价值观问题。面对语言安全问题，语言治理、语言管理是必由之路。语言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未来的中国语言治理研究需要从厘清术语关系、明晰研究取向、分步骤、分主体、分领域等方面加强力度，进行学科视角的建构(王春辉，2020，2021)。
5. 针对未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几点建议第一，增加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成果数量。语言政策与规划关系到国家语言的发展。研究者应加强关注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研究，并打破单打独斗的局面，通过学术交流，共同发文等方式积极合作。研究机构应结合地域特色进行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同时应加强不同地区研究机构的合作，产出更多与语言政策与规划相关的研究成果。鼓励创办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专业期刊，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出版《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或者在已有期刊或辑刊中增加“语言政策与规划”相关研究主题专栏，如《语言教育》的“语言研究”“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语言政策研究”等，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提供更广阔的发文平台。第二，挖掘语言教育中的语言资源价值。语言教育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举例来说，随着“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对特定岗位外籍员工的中文要求越来越具体。现有的“中文+职业技能”课程体系已不能满足需求。“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是语言、教育、经济的结合体，相关研究还有巨大空间。此外，虽然目前已有少数语言人才需求相关研究，如越南“中文+职业技能”人才需求研究(彭建玲 黄祯玟，2024)，但还需要更多的国别化语言人才研究。第三，警惕数字时代的语言安全问题。数字化时代的语言安全事关每一个人。当今，数字化技术、大语言模型等为各国语言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一方面要加强大语言模型中文数据库的研究，增强中文在全球语言数据库的影响力，并维护中文在语言数据库中的安全。另一方面要加强大语言模型防御系统研发，防止其他恶意不良语言信息进入大模型中，尤其是有毒、有害、有误的语言信息。
6. 结语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中1997年1月至2024年6月的核心期刊论文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通过绘制年发文量图、机构合作图、作者合作图、关键词共现图、关键词聚类图、关键词时间线图，以及关键词突现图，发现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研究成果总体呈曲折式上升趋势；载文核心期刊分布较单一；正在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学术机构为主的合作网络；核心作者群正在形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资源与教育、语言安全与治理等三方面。与前人研究进行对比，语言安全正在成为该领域新的研究趋势。因此，应重视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语言模型的语言安全问题。为促进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深入发展，今后应增加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成果数量；挖掘语言教育中的语言资源价值；警惕数字化时代的语言安全问题。最后，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没有对国外核心期刊里涉及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进行深入挖掘，对国内、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状况进行全面对比，数据来源尚未涵盖专著、学位论文等类型文献等，未来将进一步对本研究进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