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论文范文代写：金融素养、风险偏好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微观数据

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通过对样本数据展开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家庭决策者的金融投资意识不高，对于金融资产的占有量也很少，而且家庭投资决策行为十分谨慎。

第一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金融素养

金融素养是近年来一个较为新兴的概念，但对其具体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并没有给出统一的意见。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对于金融素养概念的界定，下表是本文对目前已有主流金融素养定义的整理。从表1-1可见，由于各研究者所使用的方式存在区别，其对金融素养概念的界定与指标构建存在差异，但对于该概念的定义都侧重体现在金融专业知识水平和运用金融专业知识的能力两方面。因此，结合文献综述部分众多学者的研究，本文将金融素养定义为：通过在金融知识和投资实践的后天学习中所掌握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帮助投资者做出高效合理的金融决策而获得金融福祉。

二、相关理论基础

（一）合理预期理论

1961年，穆思提出了合理预期理论。该理论主张经济参与者在做出经济决策之前，先要了解掌握和分析有关信息，并依据已经搜集到的可以反映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来做出合理有效的决策。更为具体的说，该理论认为经济主体并不会做出非系统地失误决策，并且这一理论指出搜集相关领域信息是有效提升投资者做出正确决策的重要手段。不过在实际情况中，参与市场的经济主体很难做到完全理性的决策，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一次次经验来尽可能做出最优决策。可见，在参与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家庭资产选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合理预期理论十分吻合。家庭金融的研究重点是家庭怎样在金融市场上优化资源配置。其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家庭应该怎么在一个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通过以有限的资源开展跨期资产配置，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由于家庭居民的经济行为机制较为复杂，特别是在不同的背景和个人特征及宏微观等因素的影响下，他们会相互权衡，在合理判断之后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决定。因此，基于合理预期理论，当家庭决定参与金融市场时，针对金融方面信息的搜集，金融素养水平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金融相关信息和知识的积累也会对家庭金融市场投资的观念和风险偏好产生影响。

（二）生命周期理论

1954年，Franco Modigliani等人第一次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Hypothesis，简称LCH）。这一理论也被称为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人们消费的金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能获得的总收入和总财产之和。然而，理性的消费者将根据生命周期中所能预期获得的收入，来对生命周期中每个阶段的储蓄和消费做出合理安排。比如，消费者可以在年轻时期通过赚取收入进行储蓄，等到年纪大了无法工作时，就可以依靠年轻时候的积蓄来消费生活。通过这种手段将自身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效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第二章我国家庭金融素养、风险偏好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概况

一、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概况

（一）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特征

本文实证部分数据主要来源于2019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除最新公布的2019年CHFS调查数据外，此前还公布了其他几轮数据。

具体从之前的CHFS数据来看，我国家庭总资产均值从2013年的78.6万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91.1万元，在2017年家庭总资产均值更是高达112.6万元。其增长幅度从15.9%增加到了23.6%。从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来看，家庭所持有的平均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从在2013年的26706.2和90908元增加到了2017年的31120.7和120328.6元，增速分别为7.78%和32.36%。而所拥有风险资产，比如以股票和债券为例，家庭所拥有的平均股票市值从2013年的89117元增加到2017年的137558元，增长幅度为54.36%；拥有的平均债券市值从105156.4增加到143394.2元，增幅为36.36%2。可见，从资产总额上来说，由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持有总额出现不同幅度的上升，同时从金融资产种类上来看，家庭可以选择的金融产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新型金融投资工具也成为了家庭资产配置的多种选择。

在对之前公布的CHFS调查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后，我们对于家庭参与金融资产的情况有了初步认识。下面本文以2019年的数据为代表进行重点分析。

二、我国家庭居民风险偏好情况

在CHFS2019问卷中，设计了一个关于受访者风险态度的问题5。参考学者胡振和臧日宏（2016）的做法，本文将问卷中的风险态度划分为五级[21]。依据受访者所选选项分别赋值为5到1，分值越大表明户主风险厌恶程度越高。同时，参考大部分文献的做法，将调查问卷中选项选为“1”和“2”的家庭认为是风险偏好型家庭；选择选项“3”的家庭视作风险中立型家庭；而将答案选为“4”和“5”的家庭看作风险厌恶型家庭。

从表2-5所列出的值可以看到，对于问卷中所设置的风险态度问题，有效参与的家庭共有87313户，其中，有6008户是风险偏好性型家庭，有14925户是风险中立型家庭，而风险厌恶型的家庭高达66380户。各类型的家庭数量占比分别6.88%、17.09%和76.03%。这显然可见，我国家庭中仍以风险厌恶型家庭居多，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我国家庭普遍有着较强的风险规避意识，家庭倾向于在把控风险的基础后再考虑投资回报率的问题。

第三章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27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27

二、变量选取............................27

第四章金融素养、风险偏好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分析...35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35

二、相关性分析....................................36

第五章结论与政策建议......................55

一、结论...................................55

二、政策建议..........................56

第四章金融素养、风险偏好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1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4-1可以看到，受访家庭的风险市场参与率不高，平均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家庭占比约为22.3%,其中拥有股票的家庭最多，占比约为19%，其次是持有基金的家庭，占比约为5.9%，而持有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的家庭非常少，仅有0.7%和0.1%的家庭选择持有这两种资产。而且不管从分值加总法还是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的金融素养指标的均值都较低，这说明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不高，这可能与我国受教育水平有关，因为就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而言，其均值为11左右，这说明受访者受教育水平偏低，普遍处于初中这一水平。对风险态度变量赋值后，可以看到风险偏好指标（preference）均值为0.126，即偏好风险的户主仅占比12.6%，而厌恶风险的户主占比60.8%，这说明我国家庭看待风险还是持厌恶的态度为主。对于选取样本中，受访家庭的居民平均年龄为48岁左右（本文仅选取18-90岁的样本），这说明我国人口倾向老龄化。健康状况均值为2.449，说明居民健康状况处于一般水平左右，且样本中受访者户主性别男女比例基本持平；而且处于已婚状态的户主较多，占比高达80%以上。此外，取对数后的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家庭负债的均值和最值差距较大，这说明受访家庭的资产配置不均匀的程度大。另外，在样本数据中，受访家庭仅有16.2%的农村家庭，受访的城镇家庭远多余农村家庭，东部地区的家庭比西部地区家庭多。

第五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在前文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选择了Probit和Tobit两个模型，分别研究金融素养、风险偏好各自对家庭金融行为造成的直接影响。另外，还从风险偏好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视角进行实证，来研究户主金融素养与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行为的关系。然后得到了具体如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通过对样本数据展开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家庭决策者的金融投资意识不高，对于金融资产的占有量也很少，而且家庭投资决策行为十分谨慎。不过，尽管目前我国多数家庭的财富仍主要集中配置在现金、银行存款等无风险金融资产，但是家庭资产选择已经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第二、关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高低，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素养、风险偏好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都产生了明显为正的直接效果。户主金融素养越高、对风险越偏好，其进入到风险市场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资产规模、收入水平、主观幸福度与家庭进入到风险市场显著正相关。而已婚家庭、年龄的平方、性别、家庭负债、以及农村和西部地区与家庭进入风险市场显著负相关。年龄与家庭资产选择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户主年纪的增长，家庭参与到风险市场的概率先变大后变小。教育水平越高、资产越多、收入水平越高以及越幸福的家庭，越可能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对于存在负债和已婚的家庭，其家庭生活压力较大，因此这类家庭进入风险市场投资的意愿并不强烈。另外，对比城市和东部地区，农村和西部地区金融可得性不好，且这些地区居民接触金融知识、获得市场信息的机会不多，而且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也偏高，因此农村和西部地区的家庭参与风险市场的可能性不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