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硕士论文范文代写：绿色金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探讨

本文是一篇金融学硕士论文，本文在前期已完成对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状况的深入分析后，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绿色金融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效应。基于上述研究基础，结合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

1  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扩大对开放力度，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加速增长态势。相较于2022年，地缘政治紧张以及金融市场持续波动等因素导致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乏力，世界经济呈现复苏放缓态势。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59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3%（以美元计为1627.8亿美元，增长10.1%），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新路径。这一战略导向不仅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撑，更为全球跨境投资注入新动能。要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质量的双提升，必须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摈弃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提升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向绿色化、科学化、持久化的高质量发展轨道。

绿色金融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发展热潮。近年来，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积极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框架，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绿色金融发展市场。自2017 年起，通过七部委联合部署，我国在浙江、广东等五省区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立具有地区特色的差异化发展试验区。首先在部分地区进行实验探索，然后为全国提高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提供示范。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绿色金融作为五大重点任务之一。2024年4月，央行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发布《绿色金融发展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绿色信贷支持力度。总体来看，中国已建成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并通过“一带一路”、G20峰会、金砖国家合作等机制和平台引领绿色金融发展潮流，推进绿色金融全球化发展进程。

1.2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1.2.1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阐明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构建研究逻辑框架与技术路线，同时指出研究创新贡献与不足点。

第二章，文献综述。梳理了有关绿色金融的内涵、功能及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衡量与影响因素的文献，并总结了文献述评。

第三章，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本章总结了绿色金融发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同时具体分析了绿色金融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需要检验的假设。

第四章，现状分析及绿色金融的测度。这一章梳理了我国目前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趋势现状，另外利用熵值法计算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并进行分析。

第五章，实证分析。首先，基于前述章节构建的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获取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本文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通过运用回归分析技术，系统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量化影响效应，深入剖析了其作用路径与强度；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以及绿色金融不同发展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对两者影响机制及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总结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核心结论，并基于成果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绿色金融相关研究

2.1.1 绿色金融的内涵

绿色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革命带动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给社会生活带来了环境问题，绿色发展、保护环境的概念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环境因素逐渐开始进入经济社会并影响消费者选择。为了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联合国呼吁各国人民通过绿色可持续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各国积极转变传统经济发展路径，探索绿色可持续增长模式。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金融业凭借资源配置的核心功能，自然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助力。通过将金融创新与环保理念深度融合，绿色金融的概念应运而生，为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

国外学者对绿色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早。Cowan E（1998）[1]对绿色金融的概念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认为绿色金融将环境经济学与金融学相结合，金融学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环境经济学也在金融学的背景中结合了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为经济发展提出新思路，即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相结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Linnenluecke等（2016）[2]也认为绿色金融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它结合了金融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同时，他考虑了行业和公司的财务影响，认为环境变化对企业既是挑战，也是机会。Zadek S（2014）[3]认为绿色金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并且其研究为现代绿色金融的概念打下了基础，他引入绿色投资的概念，并将其与绿色金融做对比，认为绿色投资包含于绿色金融中，绿色金融的衡量也需要考虑绿色投资的成本。Beck（2016）[4]等认为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以及完善绿色产品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

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2.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衡量

郑政秉等（2003）[36]将研究视角放在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通过是否选择某一区位为主要投资地区这一指标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高敏雪等（2004）[37]则将研究视角放在不同国家，以Dunning的投资周期理论为依据，用Panel Data模型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提升经济发展的水平。林谧（2004）[38]基于多国投资流量与存量数据构建聚类模型，结合模糊识别技术方法精准定位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所处阶段。刘凯敏等（2007）[39]排除了我国企业从国外撤资的数据，使用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部分计算出了增长率，来衡量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余振等（2019）[40]为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反倾销情况，从微观角度统计了投资过程中涉及的日期、主体、范围和地区，最终确定了各地区各行业的投资数量指标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余官胜（2024）[41]则创新性地以企业首笔海外投资与成立时间差作为量化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小反映投资决策周期越短，投资行动越迅速。

2.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Qian, XB等（2022）指出母国与东道国营商环境差异显著抑制对外投资成功率，推高投资成本并压缩投资规模。丘俭裕（2022）[42]聚焦“一带一路”区域发现，制度性差异中正式制度距离扩大投资规模，非正式制度差异则产生抑制作用。夏鹤等（2022）[43]研究表明，母国推力与东道国引力双重驱动对外投资增长，但政策协同效应未显现显著影响。曲如晓等（2024）[44]认为专利出海作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优势，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特别是数字化企业、顺向投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欧阳艳艳等（2024）[45]指出地价上涨通过双重机制影响企业投资决策：既促使企业选择当期对外投资替代方案，又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资产抵押能力增强对外直接投资能力。谭伟杰等（2024）[46]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采购显著激励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尤其对民营主体、技术/市场导向型投资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更强驱动效应。李卓派等（2024）[47]证实出口经验能有效提升企业国际化概率，尤其在信息获取环节，通过经验共享可推动非出口企业参与对外投资。黄荣斌等（2024）[48]研究表明东道国投资壁垒显著抑制中国投资流入，其制度质量影响存在国别差异——发展中国家呈现制度规避倾向，发达国家则显示制度偏好，且优质治理环境能削弱投资壁垒的负面影响。

3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 13

3.1 绿色金融理论基础 ------------------------- 13

3.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13

3.1.2 外部性经济............................... 13

4 绿色金融、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分析 .................. 19

4.1 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 19

4.1.1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算 ..................... 19

4.1.2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 21

5 绿色金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 31

5.1 研究设计 ------------------------------ 31

5.1.1 模型构建............................... 31

5.1.2 变量选取................................. 31

5 绿色金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5.1 研究设计

文章基于2010-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绿色金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选取省级行政区域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作为核心指标来衡量各省份的对外投资水平。接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然后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绿色金融在不同地区对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是否有不同影响以及不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水平，下一步探究绿色金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最后探究经济发展水平在绿色金融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5.1.1 模型构建

在构建基准回归模型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为确保模型设定的合理性，本文运用Stata 17统计软件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量显著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适用的原假设。因此，本研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实证分析框架，以更准确地揭示绿色金融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内在关联。

6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0-2021年时间跨度，选取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绿色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具体影响效应。首先，基于对绿色金融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内涵的深刻理解，构建区域绿色金融和对外直接投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完成对区域绿色金融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测度，依据测度结果对区域绿色金融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完成绿色金融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线性影响探究；构建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完成绿色金融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探究。最后，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在绿色金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过程中的促进作用。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虽起步时间较晚，但整体一直呈现快速发展模式，发展规模较大，发展速度较快。从时间维度看，除2011年有部分回落，其余年度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均呈现稳定增长趋势。从空间维度看，当前绿色金融发展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东部地区依托经济基础、金融资源、政策支持等多重优势，在绿色金融发展进程中明显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省份维度看，北京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最快，并且远超其他省份，大部分省市绿色金融发展都为持续稳定增长，个别城市近几年出现负增长的现象。

第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自2003年起高速增长，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的排名由21位上升至第三位，2016-2019年虽为下降趋势，但总体处于稳定发展阶段，始终保持在全球前三名，收益再投资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投资领域涵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自2002-2021年都为正向高速发展模式，近几年保持在全球排名第三，投资领域涵盖国民经济所有类别。总体来说，受地缘政治紧张、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下降14%，位于世界第二位，同时我国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