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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经济增速趋缓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已告别高速增长阶段,步入以 “质量”为核心的新周期,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窗口 期。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资本市场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资本市 场正逐步完善与成熟,截至2025年8月31日,中国有543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 达14.59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从功能价值来看, 资本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引导社会资源向更具活力和潜力的领域流动,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吴晓
求等,2022)[ 1]。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1.2 研究意义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1.5 研究的技术路径
第2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数理模型
2.1 概念界定
2.1.1 政府监管
2.1.2 资本市场
2.1.3 资本市场融资效率
2.1.4 资本市场投资效率
2.1.5 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2.2 经济学理论基础
2.3 计量方法理论基础
2.4 数理模型
第3章 政府监管强度指标体系构建
3.1 政府监管发展历程和监管框架
3.1.1 政府监管发展历程
3.1.2 政府监管体系
3.2 政府监管强度指标构建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融资效率的影响
4.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4.2 研究设计
4.3 实证分析
4.4 本章小结
第5章 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投资效率的影响
5.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5.2 研究设计
5.3 实证分析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6.2 研究设计
6.3 实证结果分析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7.2 政策建议
7.3 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政府监管的相关研究
(1)政府监管的有效性
关于政府监管的作用,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部分学者的支持“监 管有效论”(陈家琰,2008;李宁等,2000;李香丽和孙绍荣,2010;计小青, 2005)[ 15][18],并在金融与资本市场领域进行了多项研究。在银行业监管方面,强 化监管能够有效降低银行的风险暴露程度(Barth et al.,2004;Barth et al.,2013; Williams,2014)[ 19][21],其效果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Laeven & Levine,2009; Klomp & Haan,2012)[ 22][23];在资本市场监管层面,李心丹等(2008) [24]认为提 高政府监管强度能有效遏制内幕交易。
另一些学者则主张“监管无效论”,Stigler(1971)[ 25]认为政府监管会导致严 重的寻租问题;Edward(1973)[ 26]的“金融抑制论”指出政府监管由特权阶级控 制,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从中获得资金资源;徐宏等(2021)[ 27]指出强化监管会 增加小银行的成本,加重其负担;Strongin et al.(2014)[ 28]指出监管规则的变动 会导致银行的运营成本上升;Shleifer & Wolfenzon(2002)[ 29]认为强化监管并不 能降低系统性风险。尽管监管的有效性仍存在争议,但目前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程 度的政府监管措施,政府对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基本上已达成共识。
当前我国股票市场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的问题十分突出, 违规减持、虚假披露、内幕交易等乱象频发,严重阻碍了市场的持续发展,大股 东违规减持尤为典型,他们往往不以公司利润最大化和全体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目 标,而是借助自身的信息优势和控制权地位,通过各种策略性手段谋取短期私利 (Johnson et al.,2000;朱茶芬等,2011)[ 30][31],精准把握市场时机,在高位减 持、低位增持,进一步扩大其收益空间(Dyck & Zingales,2002;李翔等,2018) [32][33]。大股东减持是股市资金漏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上市后可通过减持变现 获得远超长期经营的收益,即便存在限售期约束,限售期结束后的大规模减持收 益依然巨大,这使得发起人及实际控制人甘愿忍受IPO排队和限售期,只为获取 “排队性溢价”后离场,这种行为对外部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显然不公平。
除了违规减持,内幕交易也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突出问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监管制度不完善、缺乏做空机制且中小投资者占比高的现 状,使得知情人能够结合市场操纵进行内幕交易,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收益,导 致股价在内幕交易期间急剧波动,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史永东和蒋贤锋, 2004;张宗新和沈正阳,2007)[ 34][35]。这种情况不仅直接侵害普通投资者利益, 还会降低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度,削弱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同时,拥有信息优 势的交易者会阻碍外部投资者获取信息和参与交易,减少市场中信息交易者的数 量,最终导致市场竞争性和价格有效性下降,长期来看将损害资本市场的健康发 展基础,影响经济稳定增长。
鉴于此,强化政府监管成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政府监 管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尤其在我国股票市场处于快速发展期的背景下, 企业的逐利性容易催生各类市场乱象,仅依靠市场自身难以克服。当前,为了促 进股票市场融资功能的有效发挥,监管层面已采取一系列举措。未来,还需进一 步通过监管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从源头减少乱象滋生;同时完善监管制度,弥补 做空机制等短板,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违规减持等行为,为注册制改革等资本市 场功能提升举措提供支撑,最终实现股票市场的稳定健康运行。
(2)政府监管的类型 徐军辉和王华(2009)[ 36]认为目前的政府监管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 “制约型”监管。这种监管方式常见于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市 场机制较为完善,企业自律意识较强,政府监管更多地侧重于通过法律法规来引 导和规范企业行为;第二种是“介入型”监管。这种监管方式常见于发展相对落 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的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市场规 则有待健全,政府需要通过更为直接的介入来引导市场发展,规范企业行为,防 范市场风险。
(3)政府监管的测度
目前关于政府监管的测度,部分文献侧重于定性分析,如公司是否受到违规 处罚或某项监管政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陆蓉和陈凯(2025)[ 37]发现资管新规的 实施能够有效抑制股票错误定价,提高定价效率;陈运森等(2018)[ 14]指出问询 函能够有效提高信息披露监管水平;曹松威(2019)[ 38]指出年报问询函能够有效 提高审计质量;李廷瑞等(2025)[ 39]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本文遵循“问题识别—问题剖析—问题解决”的研究路径,对政府监管与资 本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展开全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部分为第1章,即绪论。本章聚焦于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现状,以及资 本市场投资效率、融资效率和定价效率的现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同时对 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意义、构建了研究 框架、设计了技术路线,并介绍了本文的创新点。
第二部分为第2章,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数理模型。主要分为三部分: 本章首先对政府监管、资本市场效率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梳理与本文相关的理论,如信息不对称理论、MM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等,同 时借鉴Albagli et al.(2023)[ 146]的做法,构建理论模型证明了政府监管的必要性, 最后通过改进已有的噪声交易模型,构建数理模型证明了政府监管影响资本市场 股权融资成本、股票收益以及股价同步性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包含第3章(政府监管强度指标的构建)、第4章(政 府监管对资本市场融资效率的影响)、第5章(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投资效率的影 响)以及第6章(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第3章使用主成分分析 方法,从监管法律法规、信息公开、监管资源、监管措施、监管异议以及监管环 境等方面提取指标,构建政府监管强度指标体系,同时分析了我国监管强度的时 空特征。第4章分析了政府监管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在 二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同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本章结论的稳健性。第 5章探讨了政府监管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企业市值、内部缺陷以及投 资者保护水平三个机制变量,在政府监管强度影响投资效率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考察了内外部监督协同的调节效应。第6章分析政府监管对定价效率的影响,考 察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关注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同时进行了丰富 的异质性检验。
第四部分聚焦于对策研究,即第7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本章首 先总结了本文的结论;其次基于这些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最后,对本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宏观政府监管视角分析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以往研究 多聚焦微观公司层面,本文结合中国“中央监管主导、省市级协同、交易所自律” 的多层监管体系,重点探究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融资效率、投资效率及定价效率 的影响,为中国国情下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提供全新思考路径,有效克服单一微观 视角研究可能带来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第二,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国情构建政府监管影响资本市场效率的数理模型。 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个人投资者占比高、短期投机性交易引发的噪声干扰较突出, 本文对既有噪声交易模型进行针对性改进,在模型中纳入监管变量,通过数理推 导证明,政府监管强度的提高可有效抑制非理性噪声交易、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 的价格偏离,进而推动资本市场融资效率、投资效率与定价效率的提升。这一模 型不仅为理解中国特色监管体系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提供理论依据,也为政策制 定者优化监管举措提供贴合中国实践的决策参考。
第三,构建政府监管强度指标体系。本文立足中国监管实践,从监管法规、监管资源、监管措施、监管环境四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政府监管强度指标体系,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政府监管强度指数,既兼顾中央与地方监管的协同性,又 覆盖监管全链条,有效提升衡量中国政府监管强度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根据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本章首先对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回顾了相 关理论,包括有效市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双重机器学习 方法等,最后改进噪声交易模型,构建了政府监管影响资本市场效率的数理模型, 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政府监管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政府监管的内涵进行了充分探讨(王俊豪,1998;余晖, 2002;谢地,2003)[ 148]-[150]。 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政府监管是行政机构为达成公共政策目 标、化解市场自发运行中的失灵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发布行政命令、依法 开展惩处与裁决等手段,对市场中的微观主体行为进行约束与规范的治理活动。 这类监管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保障,核心目的是通过对市场的有效干预、监督 与管控,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撑。而政府监管 强度,本质上体现为政府部门在市场监督管理过程中所采取措施的严格或宽松程 度。在实践中,监管部门会结合市场发展的动态变化,对监管力度进行相应调整, 以确保监管既能有效防范风险,又能为市场创新留足空间。
资本市场政府监管,是指特定行政监管机构为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秩序、防范 系统性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针对资本市场中市场失灵问题,如信息不对 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上市公司道德风险等,通过制定监管法规、颁布行政 规章、实施行政许可、开展监督检查及依法惩处违规行为等手段,对资本市场微 观主体的交易行为、信息披露、运作合规性等进行约束与规制的制度安排与实践 活动。
2.1.2 资本市场
Fabozzi F J.(2025)[ 151]在《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一书中,将资本市场定义为交易期限超过一年的长期证券的市场,以此区别于满足短期资金需求的货币 市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姜国华认为,资本市场出现的原因在于部分企业或 个体需要资金、部分企业或个体的资金需要获得回报,资金需求者与资金供给者 交易资金的市场即为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以货币或未来的货币为交易对象,其运 作的根本逻辑是价值与价格的比较。
本文将资本市场定义为期限在一年以上的长期资金融通和交易的市场,其核 心功能是实现资金从盈余方(如个人、企业、机构投资者)向短缺方(主要是企 业、政府)的转移,以支持长期投资、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与货币市场(短期 资金市场,期限通常在一年以内)不同,资本市场交易的金融工具期限较长,风 险和收益相对较高,常见的包括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如期权、期货)、 中长期贷款等。
2.1.3 资本市场融资效率
融资功能是指为资金需求主体提供长期资本融通的渠道与方式,通过金融产 品发行实现储蓄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满足实体经济长期资金需求的功能属性, 是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体现(王国刚,2015)[ 152]。融资效率分为交易 效率和配置效率,交易效率指资金需求者以最低成本获得资金的能力,配置效率 指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最优需求者的能力(张宗益和宋增基,2003)[ 3]。本文主 要考察融资的交易效率,即融资成本的高低。
明确聚焦融资交易效率,本质是围绕企业获取资金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展开分 析。这一效率维度直接关系到企业融资活动的经济性。若交易效率高,企业能以 较低的利息支出、发行费用、中介服务成本等获取所需资金,减轻财务负担的同 时,可将更多资源投入生产经营与创新研发;反之,交易效率低下则意味着企业 需承担高额融资成本,不仅会挤压利润空间,还可能因资金成本过高被迫放弃优 质投资项目,制约自身发展。
从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来看,融资交易效率的高低也会影响资本流 动的顺畅性,当多数企业能以合理成本获得资金支持时,储蓄资本向生产资本的 转化过程更高效,可避免因成本过高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更好 地发挥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保障作用,为企业扩大再生产、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2.1.4 资本市场投资效率
Markowitz(1952)[ 6]指出有效的投资必须满足同等风险条件下收益最大,或 同等收益条件下风险最小。投资者应在风险和预期报酬率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位 于有效边界上的投资组合,这为衡量投资者投资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即投资者 投资效率高表现为其投资组合接近有效边界,能实现风险和收益的优化匹配。
本文将投资效率定义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通过对资金的配置与运用,以 合理风险为前提,实现投资目标的有效程度。聚焦于投资者个体或群体在决策与 操作过程中,资金利用的合理性、决策的有效性及最终收益与风险的匹配水平, 核心在于“投资者是否以最优方式将资金配置到符合自身风险偏好和收益预期的 资产上”。
2.1.5 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定价功能是指为资本定价的功能,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在信息充分流动和投资 者完全理性的条件下,资产价格能够及时反映所有相关信息。股价越能反映公司 信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就越合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就越高(Fama,1970)[ 7]。 因此本文将定价效率定义为股价与基本面的偏离程度,公司股价越是能够紧 密贴合其基本面,意味着定价效率越高;反之,若股价长期脱离基本面,受市场 情绪、概念炒作、信息操纵等非理性因素主导,则定价效率越低。
从实践来看,高定价效率的核心价值在于让股价成为企业真实价值的“晴雨 表”,当股价能准确反映基本面时,投资者可基于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做出理性决 策,优质企业能凭借良好的基本面获得合理估值与融资优势,而经营不善的企业 则难以通过股价炒作掩盖问题,进而推动资本向优质标的集中,优化资本市场资 源配置功能;若定价效率低下,股价与基本面严重脱节,不仅会误导投资者决策、 加剧市场波动,还可能导致资本错配,削弱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
2.2 经济学理论基础
2.2.1 有效市场理论
有效市场理论(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由Malkiel & Fama(1970) [153]提出,是资本市场研究领域的核心理论之一。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资本市 场中资产的价格已充分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投资者无法通过分析和利用这些 信息持续获得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收益。该理论本质上是对资本市场信息效 率与价格合理性的理论刻画,旨在解释股价形成机制与信息传递之间的关系。
有效市场理论的成立依赖于三个关键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理论的逻辑基础。 第一,市场参与者均为理性经济人,具备充分的信息分析能力,能基于已获取的 信息做出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投资决策;第二,信息在市场中的传递无成本、 无延迟,新信息一旦产生,能迅速扩散至所有投资者,不存在信息垄断或信息滞 后的情况;第三,资产价格对新信息的反应是即时且准确的,不存在过度反应或 反应不足,市场中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价格能快速趋近于其内在价值。
根据信息覆盖范围的差异,有效市场理论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层次,分别对应 不同的信息效率水平。
(1)弱式有效市场:最低层次的有效市场,资产价格仅充分反映了所有历 史交易信息,包括过去的股价走势、成交量、换手率等数据。在该市场中,技术 分析(通过分析历史交易数据预测未来股价)失去作用,投资者无法通过技术分 析获得超额收益。
(2)半强式有效市场:价格不仅反映历史交易信息,还涵盖了所有公开可 得的信息,如公司发布的财务报表、行业政策、宏观经济数据、重大事件公告等。 此时,无论是技术分析还是基本面分析,都难以帮助投资者持续获取超额收益。
(3)强式有效市场:最高层次的有效市场,资产价格已包含所有信息,既 包括公开信息,也涵盖未公开的内幕信息。即便投资者掌握内幕信息,也无法借 此持续获得超额收益,市场达到了极致的信息效率。
有效市场理论的核心是市场价格已充分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投资者难以 通过分析信息获得超额收益,但其成立依赖信息完全透明、投资者理性、市场机 制完善等前提,而这些前提在中国市场存在显著缺陷,导致该理论难以完全适用。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Akerlof (1978) [154]、Michael (1973) [155]和Stiglitz & Rothschild(1976) [156]共同提出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内涵 在于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市场交易双方掌握完全信息”的理想化假设,揭示了现 实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息差异现象,在交易活动中,交易双方对交易对象的信息 掌握程度并不均等,一方往往拥有更充分、更准确的信息(即信息优势方),另 一方则处于信息匮乏或信息滞后的状态(即信息劣势方),而这种信息掌握上的 差距,会直接干扰市场交易的公平性与效率,甚至引发市场资源错配,导致市场 失灵。该理论自提出以来,不仅重塑了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知,也为诸多领 域的市场治理提供了关键理论依据。
2.3 计量方法理论基础
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来检验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因此需 要梳理相关计量方法理论。
2.3.1 因果推断方法
因果推断是现代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旨在从观测数据中 识别和估计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核心问题在于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即不仅 仅是描述变量之间的关联,而是明确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因果影响。相关性 指两个变量趋势相同,因果关系指当一件事情不发生时,另一件事情也不会发生, 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David Hume,1748)[ 167]。因果推断探讨的是自变量 的变化会导致结果变量发生什么变化(Pearl,2009)[ 168]。
2.3.2 双重机器学习方法
传统因果推断方法存在一定局限。例如,双重差分方法数据的要求比较严格, 要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匹配过程会损失大量的观测值。 Chernozhukov et al.(2018)[ 171]提出的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旨在结合机器学习的强 大预测能力和传统统计方法的因果推断能力,以更准确地估计因果效应。通过正 交化技术和交叉拟合方法,有效解决了高维数据的位数诅咒和复杂模型中的偏差 问题,从而提高了因果效应估计的准确性和稳健性,弥补了传统模型的不足。
2.4 数理模型
近年来,资本市场中各参与者之间的互联互动特征不断凸显,主体间的行为 关联愈发紧密。尽管市场参与者主观上倾向于依据理性做出决策,但在实际操作 中,其理性往往受限于信息获取、认知能力等因素,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传统 金融理论基于“完全理性人”等严格假设构建模型,难以对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引 发的各类市场影响做出合理解释。为应对这一矛盾,学术界开始修正传统理论的 严苛假设,尝试让模型更贴合现实市场的复杂情况,以更好地解读日益多样的金 融现象,在此背景下,一系列行为金融模型逐步发展起来。
基于上述研究趋势,本文以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基础框架,引入“有 限理性人”假设,同时将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纳入分析范畴,并借鉴噪声 交易模型的核心逻辑,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展开推导,系统揭示了政府监管对资 本市场效率的作用路径与内在影响机制。
第3章 政府监管强度指标体系构建
3.1 政府监管发展历程和监管框架
3.1.1 政府监管发展历程
3.1.2 政府监管体系
3.2 政府监管强度指标构建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融资效率的影响
4.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4.2 研究设计
4.3 实证分析
4.4 本章小结
第5章 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投资效率的影响
5.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5.2 研究设计
5.3 实证分析
5.4 本章小结
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是衡量资本市场质量的核心要素,其水平高低直接关系 到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发挥,以及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的实现。为厘清政 府监管对定价效率的影响机制,在2.4.3部分,构建数理模型证明政府监管强度的 提高,有利于降低股价同步性,本章基于2007-2024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一 步对政府监管与定价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检验。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股价同步性反映的是个股价格波动与市场整体波动之间的关联程度,这一指 标在一定意义上可衡量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对于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因素,目前 学术界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进行探讨。宏观层面多关注制度环境、政策变 动等系统性因素的作用,微观层面则聚焦于企业自身特征、公司治理等个体因素 的影响,二者共同构成了分析股价同步性成因的研究框架。
从宏观视角分析,政府监管制度是作用于股价同步性的关键变量。当政府的 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缺陷时,会削弱套利者挖掘企业信息的动力,使得市场难以有 效区分公司优劣,进而推高股价同步性。与之相对,健全的投资者保护机制能激 发投资者搜集信息的积极性,促进套利交易的活跃开展(Morck et al.,2009)[ 9]。 目前新兴资本市场的股价同步性普遍高于成熟市场(朱红军等,2007)[ 247]。 从微观层面来看,信息不对称是影响股价同步性的根本因素(Hutton et al., 2009)[ 248]。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企业代理问题的 普遍存在(李增泉等,2011)[ 249],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分化可能导致信息传 递失真;另一方面则是公司业务复杂性的提升(张斌和王跃堂,2014)[ 250],随 着企业跨界经营、产业链延伸的趋势加剧,外部投资者对其真实经营状况的研判 难度显著增加。公司信息透明度是调节股价同步性的关键变量,当信息透明度较 低时,投资者难以获取企业特质信息,只能被动跟随市场整体趋势做出决策,导 致股价同步性攀升;而当信息披露充分且质量较高时,个股价格能更精准地反映 公司独特价值,股价同步性随之降低(Jin & Myers,2006)[ 251]。
6.2 研究设计
6.2.1 模型设定
为识别政府监管强度对股价同步性的因果效应,本章构建双重机器学习模型 (Double Machine Learning,DML)。传统方法往往依赖严格的参数假设及先验线 性设定,易引致模型设定偏误与估计偏差。DML在放松函数形式约束、允许高维 控制变量非线性进入的条件下,通过样本分割与正交化得分函数有效剔除正则化 偏差,估计的处理效应更加稳健。相比之下,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更符合本章的研 究需求。一方面,股价同步性会受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与影响,因此在开展相 关分析时,需尽可能对这些因素可能对股价同步性产生的潜在干扰效应加以控制。 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可依托多种机器学习算法与正则化技术,在预先设定的高维控 制变量池中,筛选出对股价同步性预测精度较高的变量组合。这一过程不仅能够 实现对高维变量的有效管控,还能规避“维度诅咒”问题与多重共线性问题对估 计结果精度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微观层面各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格。
6.3 实证结果分析
6.3.1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假设H1,对6.2.1设定的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3。同时基 准回归中采用的是随机森林算法,样本分割比例设置为1:4。
6.3.2 内生性检验
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虽然有缓解由混杂因素、遗漏变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的 作用,但对于双向因果关系这种特定的内生性来源可能无法完全消除。考虑到政府监管强度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政府监管强度会 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造成影响,同时定价效率可能也是促使政府调整监管强度的 重要因素。因此本章参考Chernozhukov et al.(2018)[ 171]的做法,构建部分线性 工具变量模型以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风险。
与第4章相同,使用监管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需同时满足相关性和 外生性。就相关性而言,基于注意力资源基础观,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资源与监 管注意力具有天然的有限性。在此背景下,监管机构往往会将既定的监管资源向 特定空间范围内的上市公司倾斜,这种资源配置倾向会使得该区域的监管强度相 对更高,进而形成监管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化特征。然而,对于距离监管主 体较远的上市公司,监管实践中往往面临诸多现实难题,一方面,监管成本会显 著攀升(Agarwal & Hauswald,2010;罗进辉等,2017)[ 203-204];另一方面,监管 行动的动态时效性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共同导致对较远企业的监管强 度相对较弱,由此可见,监管距离与监管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6.3.3 门槛效应分析
同4.3.3,在确定门槛值的基础上,基于DML框架对高维控制变量进行净化, 使用随机森林算法分别拟合控制变量与푅、퐽퐺的非线性关系得到∆푅与∆퐽퐺残差; 按门槛值分组执行残差回归,并通过交互项检验分组差异显著性。结果显示,低 监管组∆퐽퐺对∆푅的影响不显著(系数为-0.0067,P值为0.809),高监管组影响显 著为负(系数为-0.0802,P值为0.008),证明政府监管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显 著门槛效应。
从门槛效应结果来看,政府监管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差异。 在监管强度较低的区间,其对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本 质是因为低强度监管下,信息披露制度执行不充分,市场投机行为占据主导,股价更多跟随大盘波动而非反映企业个体信息,监管难以通过“信息净化”推动同 步性下降;而当监管强度突破门槛值后,负向影响显著,表明充足的监管资源与 严格的行为规制,有效抑制了信息不对称与投机行为,推动股价更多融入企业盈 利、经营战略等个体信息,进而显著降低股价同步性,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表明从监管导向来看,目前我国政府监管措施仍聚焦于弥补信息不对称、抑 制内幕交易与操纵市场等机会主义行为,未出现过度介入企业经营决策、压制市 场创新活力的情况,完全符合有效监管的边界要求,因此不存在抑制资本市场整 体效率的风险。
6.4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2007-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监管强度 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发现政府监管强度的提高,能够促使股价信息含量增 加,股价同步性降低,有效提高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该结论在经过更换被解释 变量、变更模型形式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了可 能存在的双向因果问题。
其次,本章进行了丰富的异质性检验。首先,按照地区差异进行异质性检验, 发现,政府监管强度对东北地区企业的股价同步性的抑制作用更强,其次是中部 和西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其次,按照企业规模和性质进行异质性检验,政 府监管强度对国有企业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但对民营企业股价同步 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股价同步性对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股价同步性均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中小型企业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更大;再次,按照 地区开放程度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地区开放程度越高,政府监管强度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越小;最后,按照地区市场化程度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地区市场化 程度越低,政府监管强度对企业股价同步性的影响越大。
再次,本章分析了股市周期以及投资者互动在政府监管强度影响股价同步性 过程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发现当股市周期处于熊市时,政府监管强度对股价同 步性的抑制作用更大;当投资者互动数量的增加或投资者互动质量的提高,能增 强政府监管强度对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分析了政府监管不同阶段对股价同步 性影响的差异,发现当政府监管强度处于较低水平时,其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不 显著,当政府监管强度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对股价同步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最后,本章进一步检验了政府监管影响股价同步性的作用机制,发现信息披 露质量和投资者关注在政府监管强度影响股价同步性的过程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 用,政府监管强度的提升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另一方面也提高了 投资者关注度,两方面共同作用,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股价信息 含量,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股价同步性。
本章对前文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总结,全面归纳了主要研究结 论。在此基础上,结合研究发现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相关领域的实 践与决策提供参考。同时,本章还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前瞻性展望,明确了 进一步研究的重点与可能的拓展领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与方向指引。
7.1 研究结论
资本市场政府监管指特定行政监管机构为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秩序、防范系统 性风险等,针对资本市场中市场失灵问题,通过制定监管法规、颁布行政规章及 依法惩处违规行为等手段,对资本市场微观主体的交易行为、信息披露、运作合 规性等进行约束与规制的制度安排与实践活动。为了检验政府监管的效果,本文 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验证了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
首先,结合中国“中央监管主导、省市级协同、交易所自律”的多层监管体 系构建政府监管强度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了政府监管强度指数, 发现从时间上来看,我国政府监管强度呈现振荡上升的趋势,分别在2016年和 2020年达到峰值。从区域特征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政府监管强度最高,其次是 中部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政府监管强度最低。
其次,在已有的噪声交易模型中加入政府监管这一变量,证明了政府监管水 平的提高能够缓解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低下的问题,验证了当我国资本市场面临市 场失灵问题时,进行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接着,本文构建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分析了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融资效率的影 响及作用机制,发现政府监管强度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 府监管强度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股权融资成本,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本 文结论具有可靠性。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问题。门槛效应分 析发现,当政府监管水平较低时,其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不显著,当政府监管 水平较高时,其对股权融资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目前我国政府监管仍处于 有效监管的边界,尚未产生政府监管抑制资本市场效率的负向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政府监管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股权融资成本。经济政策不确 定的提高能够减弱政府监管对股权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企业规模、性质以及市 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均会影响政府监管对融资效率的作用效果。
再次,基于2007-2024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检验政府监管与资本市场投资效 率之间的关系。基准回归结果发现,政府监管强度能够有效提高投资收益,提高 资本市场投资效率。经过更换被解释变量、变更模型形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当政府监管强度相对较低时, 其对投资者投资收益的影响不显著,当政府监管强度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其对投 资者投资收益的正向影响显著。目前我国政府监管仍处于有效监管的范畴,其对 资本市场效率的负向影响尚未显现,不存在监管过度的问题。机制分析发现,政 府监管强度的提升能够通过提高公司市值水平、投资者保护水平以及降低上市公 司内部缺陷从而提高投资收益。同时,检验了内外部监督协同对政府监管强度效 用的影响,发现内外部监督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政府监管对投资收益的促进作用。
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发现政府监管强度的提高,能够促使股价信息含量增加,股价同步性降低,有效 提高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该结论在经过更换被解释变量、变更模型形式等一定 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 系。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当政府监管强度处于较低水平时,其对股价同步性的影 响不显著,当政府监管强度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对股价同步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同时分析了股市周期以及投资者互动在政府监管强度影响股价同步性过程中 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发现当股市周期处于熊市时,政府监管强度对股价同步性的 抑制作用更大;投资者互动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能够强化政府监管对股价同步性 的负向影响。同时进一步检验了政府监管强度影响股价同步性的作用机制,发现 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关注在政府监管强度影响股价同步性的过程中起到显 著的中介作用,政府监管强度的提升通过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关注水 平,从而降低股价同步性。
7.2 政策建议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如何改善监管资源的差异性以及优化监管对融资效率、投资效率以及定价效率的促进作用四个方面,提出如下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促进监管资源区域调配与精准发力
鉴于我国政府监管强度呈现“时间上振荡上升、区域间差异显著”的特征, 监管部门需以精准化资源调配为核心,推动资本市场监管从“不均衡覆盖”向 “高质量均衡”转变,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第一,针对区域监管差距,需构建“西部定向强化+跨区域协同”的资源配 置机制。对于监管强度长期处于低位的西部地区,不能仅停留在加大人力、物力 投入的基础层面,更需结合其资本市场发展特点制定差异化方案。在人力配置上, 可建立东部资深监管人员对口支援西部的轮岗机制,同时联合地方高校开设监管 实务培训课程,培育本土化监管人才;在物力保障上,优先为西部监管机构配备 智能监管系统,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对当地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的动态监测,弥 补人力不足短板。此外,还需搭建东中西部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将东部成熟的监 管经验转化为标准化工具供西部使用,切实缩小区域监管能力差距,为西部地区 企业营造与东部同等规范的融资、投资环境,助力资本市场区域均衡发展。
第二,针对监管强度峰值时期的经验转化,需建立“问题复盘—机制固化— 动态调整”的长效体系。首先,组建专项研究小组,系统梳理峰值时期的监管背 景、核心任务与突出问题,例如2016年针对“壳资源炒作”的监管强化、2020年 对“疫情下市场波动”的应对,需深入分析当时监管措施的有效性与潜在风险。 其次,将经实践验证的有效举措固化为制度文件,避免因监管周期波动导致政策 断层。最后,建立监管强度动态监测指标体系,通过跟踪市场违规率、行政异议 频率等数据,提前预判监管压力临界点,在监管强度接近峰值时及时调整措施力 度,既确保市场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又避免因监管“急转弯”引发市场恐慌, 实现监管强度在合理区间内的平稳提升。
(2)深化监管对融资效率的促进作用
为持续强化政府监管对资本市场融资效率的正向驱动作用,需从信息披露精 细化与融资服务创新化两方面发力,构建全链条监管支撑体系,具体可从以下方 面深化落实:
第一,在信息披露指引优化层面,监管部门需突破泛化要求的局限,制定分 行业、分规模的差异化披露细则。针对上市公司融资相关信息,不仅要求详细披露资金用途、预期收益,还需补充资金使用进度时间表、收益波动风险提示、关 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等关键内容,例如对制造业企业,需额外披露融资资金用于技 术研发的具体方向及专利转化预期;对服务业企业,需明确资金在门店扩张、供 应链升级等环节的分配比例。同时,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对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专项审计,对隐瞒关键信息或虚假披露的企业 实施“分级处罚”,从源头降低信息不对称。此外,搭建“上市公司融资信息公 开平台”,将披露内容结构化、可视化呈现,方便投资者快速获取核心信息,进 一步巩固监管强度与股权融资成本的负相关关系,让企业凭借透明的信息披露获 得更低融资成本。
第二,在金融机构融资服务创新层面,监管部门需发挥“引导+保障”的双 重作用。一方面,通过定期发布企业风险评估白名单,将监管强化后核实的企业 经营数据、信用状况等信息共享给银行、券商、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为其精准 评估企业风险提供依据。对信息披露优质、合规记录良好的企业,标注为低风险 融资主体,引导金融机构给予利率优惠;另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基于精准风险 评估开发创新产品,如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融资”组合产品, 针对中小企业的“供应链融资+监管数据增信”服务,打破传统融资模式局限。 同时,设立“融资创新试点园区”,对开展创新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给予税收减 免、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降低其创新成本与风险。通过“监管赋能信息透明— 金融机构创新产品—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良性循环,切实助力企业以更低成本 获取资金,推动资本市场整体融资效率提升。
第三,基于“政府监管强度提升对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负 向影响更大”的结论,政策制定需聚焦差异化监管与信息壁垒破解,一方面,针 对高竞争行业易通过复杂业务结构隐藏数据的问题,应出台专项披露指引,要求 企业对跨领域嵌套业务进行分层穿透披露,明确核心盈利指标、关联交易占比的 核算口径与频次,并引入第三方机构评析披露质量;另一方面,针对低竞争行业 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特点,需构建“基础运营+垄断合规”双重披露框架,强制 公开市场占有率、定价机制等垄断关联信息,同时通过强化政府监管强度,以统 一披露标准、规范交易行为打破垄断环境下的信息壁垒,缓解投资者信息劣势, 最终降低因“柠檬溢价”产生的股权融资成本,实现不同竞争特性行业股权融资环境的优化。
(3)强化监管对投资收益的提升作用
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政府监管强度的科学提升已逐步显现出优化 资源配置、提振投资收益、改善投资效率的积极成效。为进一步巩固并放大这一 成果,需从多维度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构建监管闭环,推动资本市场健康生态持 续升级。
首先,应聚焦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规范化建设。监管部门需联合发改、财政、 国资委等相关部门,建立跨部门协同的市值管理引导机制,明确合理市值管理的 核心标准,围绕企业核心业务升级、技术创新投入、盈利能力提升等内在价值增 长路径,而非依赖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违规手段。同时,将合规的 市值管理成效纳入上市公司绩效考核体系,与高管薪酬、股权激励等挂钩,通过 正向激励引导企业摒弃短期投机思维,专注长期价值创造,从源头夯实资本市场 投资价值基础。
其次,要筑牢投资者保护的坚实屏障。针对部分投资者维权意识薄弱、法律 救济途径不畅等问题,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主流 媒体等渠道,开展投资者权益保护专题培训、案例解读等活动,帮助投资者掌握 风险识别、维权流程等知识。同时,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法律体系,简化集体 诉讼程序,降低维权成本,畅通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渠道,让投资者在 权益受损时能有处说理、有法可依,切实增强投资信心,营造安全、公平的投资 环境。
再次,需推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迭代升级。监管部门可通过发布指引、 开展专项检查等方式,督促上市公司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结构, 强化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高管的监督约束;引导上市公司建立内部缺陷自 查自纠机制,定期披露治理改进报告,主动接受市场监督,从内部提升经营规范 性与透明度,进而保障投资效率持续优化。
最后,基于政府监管对国企、民企投资收益影响的差异特性,政策制定需分 类施策、双向发力,对国有企业,应围绕其产权关联与组织优势,以“管资本为 主”完善分类监管考核体系,将监管响应效率、合规经营水平及ROE等投资者回 报指标纳入负责人业绩考核,同时推动其将社会责任与合规深度融合,参照国际标准构建ESG体系并披露绿色投资回报率等财务关联数据,再通过强化董事会合 规监督、建立监管要求分层传导清单,降低信号传导阻力,辅以产权关联信息专 项披露,充分释放监管对投资收益的提升效应;对民营企业,需侧重弥补其治理 与监管响应短板,一方面建立“监管政策-民企适配”解读机制,通过行业协会开 展定制化合规培训,帮助企业快速理解政策要求,另一方面推出合规激励措施, 如将合规评级与信贷支持、政府项目准入挂钩,提升民企合规动力,同时引导民 企引入外部独立董事、建立合规部门,优化内部治理结构以适配监管要求,还可 搭建民企合规信息共享平台,降低投资者信息顾虑,助力其通过合规经营提升投 资收益。
当内外部监督体系日趋成熟时,监管部门应牵头搭建协同平台,整合监管机 构、行业协会、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等多方资源,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打通监督环节壁垒。通过定期召开协同会议、共享风险预警信息、联合开展专项 治理行动等方式,充分发挥各方监督优势,形成监管合力,进一步放大政府监管 对资本市场投资效率的正向驱动作用,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优化监管对定价效率的提升机制
在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政府监管强度的科学提升已逐步彰显 出促进股价信息含量提升、降低股价同步性、优化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积极成效。 为进一步巩固并放大这一成果,需从多维度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构建监管闭环, 推动资本市场定价机制持续优化,助力市场健康生态向纵深发展。
第一,以信息披露质量升级和投资者关注激活为核心,打通监管影响定价效 率的关键路径。一方面,监管部门需制定分行业、分场景的深度披露标准:对科 技型企业,强制要求披露研发项目里程碑进度、核心专利转化效益、技术替代风 险等细节;对消费型企业,需公开产品市场份额变化、用户复购率、供应链稳定 性等数据,且披露内容需经第三方机构鉴证,鉴证结果与企业监管评级直接挂钩。 同时,搭建信息披露质量动态监测平台,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披露内容的 完整性、准确性,对隐瞒关键信息或虚假披露的企业,实施“罚款+市场禁入+信 用惩戒”的组合处罚,切实以监管强制力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为股价定价提供真 实数据支撑。另一方面,监管部门需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搭建投资者关注激活 平台,要求上市公司每月举办线上业绩解读会,邀请行业专家、分析师共同拆解经营数据,降低投资者理解门槛;针对高关注度企业,推动其开展投资者走进工 厂或研发中心等活动,通过实地体验增强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认知。此外,联合 主流财经媒体开设“监管视角下的企业价值”专栏,定期解读合规企业的投资亮 点,引导市场关注优质企业,以投资者关注提升推动股价更精准反映企业价值。
第二,制定差异化监管策略。首先,建立股市周期与监管强度动态适配机制, 当市场进入熊市,监管部门需启动熊市监管强化预案,加大对内幕交易、操纵股 价等行为的查处频次,将异常交易监测频率从每日1次提升至每小时1次;同时, 推出熊市信息稳市计划,要求上市公司每周披露经营动态,及时回应市场关切, 避免因信息真空导致股价盲目跟随大盘波动。而在牛市阶段,重点加强对“题材 炒作”“虚假宣传”的监管,防止股价脱离企业价值过度上涨,确保不同周期下 监管均能精准抑制股价同步性。其次,构建投资者互动赋能体系,监管部门出台 《上市公司投资者互动指引》,明确要求企业在互动平台对投资者提问的响应时 间不超过24小时,回复内容需具体、可验证,杜绝模糊表述、官方套话;建立投 资者互动质量评级机制,从回复及时性、准确性、详实度三个维度打分,评级结 果定期公示,对连续3个月评级为“差”的企业,约谈高管并限制其融资资格。 同时,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发投资者互动分析工具,帮助投资者快速筛选互动质量 高的企业,引导资金向信息透明、重视投资者沟通的企业集聚,以高质量投资者 互动放大监管对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影响。
第三,基于市场化程度差异对政府监管与股价同步性关系的影响,政策制定 需实施区域差异化监管策略。针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应重点加大监管资源投 入,通过完善当地资本市场交易规则、提高企业违规惩戒力度,如提高罚款金额、 强化失信联合惩戒,从而填补市场漏洞,同时搭建统一的监管信息公示平台,提 升监管透明度以改善交易环境,充分发挥监管对降低股价同步性的显著作用;针 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需转向优化监管协同机制,推动监管部门与市场监督力 量联动,进一步健全投资者维权渠道与企业信息披露激励机制,在巩固现有低信 息不对称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精细化监管持续释放监管边际效能,最终实现不同 市场化水平地区股价同步性的有效管控与资本市场效率的整体提升。
7.3 未来展望
本文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相结合,检验政府监管强度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及 作用机制,得出一系列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结论。虽然本文在研究视角与 方法上展现出一定新意,为理解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新思路,但研究仍存在些许 局限,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1)优化政府监管强度指标的构建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构建政府监管强度指标,创新性纳入反映政府监管 主观意愿的证监会招聘人数指标,通过量化监管主体的主动干预倾向,使指标体 系较既有文献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不过,当前指标尚未涵盖处罚力度这一关键 维度,如行政处罚金额、市场禁入时长等量化数据,可能导致对监管强度的刻画 不够全面。未来研究可补充此类指标,结合监管频次、执行效能等维度,进一步 提升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与精准度。
(2)多维度考察提高监管强度的影响
提高政府监管强度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范围较广,本文尚未能对此进行全面考 量。事实上,政府监管强度的提升会促使企业披露更多信息,这一过程可能对企 业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产生影响。基于此,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方向,深入探 究政府监管强度提高在供应链、产品市场等领域引发的经济后果,从而更系统地 揭示监管强度变化带来的多维度影响。
(3)考虑寻租成本对政府监管效果的影响
本文尚未考虑到政府监管强度提高带来的寻租成本提高等问题,未来的研究 可进一步分析政府监管水平提高,导致寻租成本提高,从而对资本市场效率产生 的影响。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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