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士论文代写：狄更斯小说关于儿童编译本研究影响—

这是一篇文学博士论文代写范文，这篇代写论文以狄更斯小说;儿童编译本;变异;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为研究论点。本研究也存在一定未竟之处，后续研究应当对它们予以关注。首先，儿童文学的主要受众包括三到十八岁的所有少年儿童。三到十八岁的孩子可以细分为幼年、童年、少年。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三个年龄层次的孩子无论在生理、心理、智能、生活经验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王泉根 2000: 484-485）。基于此，儿童文学可以细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它们各具特点。幼年文学通常注重娱乐与趣味，创作方法以浪漫主义为主，人物多类型化。

目录

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这是一篇文学博士论文代写范文，这篇代写论文以狄更斯小说;儿童编译本;变异;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为研究论点。本研究也存在一定未竟之处，后续研究应当对它们予以关注。首先，儿童文学的主要受众包括三到十八岁的所有少年儿童。三到十八岁的孩子可以细分为幼年、童年、少年。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三个年龄层次的孩子无论在生理、心理、智能、生活经验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王泉根 2000: 484-485）。基于此，儿童文学可以细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它们各具特点。幼年文学通常注重娱乐与趣味，创作方法以浪漫主义为主，人物多类型化。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在其辉煌的创作生涯中，狄更斯笔耕不缀，创作了多部经典小说，诸如《雾都孤儿》（Oliver Twist）、1《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等。他在这些小说中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阶层、道德和价值观念，揭露并批评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同时宣扬了人道主义理想。狄更斯的文学影响跨越了英语世界的疆域，他的小说被译成多种语言，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读者。在中国，狄更斯是备受青睐的外国作家之一，亦是最早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外国作家之一。1907 年起，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的五部狄更斯小说，包括《滑稽外史》（《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贼史》（《雾都孤儿》）、《冰雪因缘》（《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林纾身为中国传统旧式文人，不通西文，他采用口述笔受的模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即由精通西语的口译者述说故事情节，由他以古汉语笔录。林纾并不追求传统译论所推崇的忠实与对等，相反，他的译作充满着变异现象，即文学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文学信息与意义的改变、失落、误读、过滤（曹顺庆 2014: 5）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如上文所述，本研究旨在探究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中的变异现象，以丰富狄更斯小说翻译研究的主题，拓展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视野，同时为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些许启示。为了达成上述目标，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两大问题：一、作为狄更斯小说的一种变异样态，相较于原作，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在文体、叙事和副文本上发生了哪些变异？二、得益于变异，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推动狄更斯小说走进中国儿童读者的阅读视野，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一现象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有何启示？

1.3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包括理论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在理论意义方面，首先，狄更斯的小说因其经典性，在全球范围内的翻译与出版经久不衰，读者群体极为广泛，跨越各个年龄段，其中亦包括儿童读者。

1.4 文献综述

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的变异研究涉及编译、儿童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变异、狄更斯小说翻译等多个研究领域。本节梳理这些领域的研究进展，并进行相应的评述。

2. 理论基础：比较文学变异学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诞生于 19 世纪的欧洲。自诞生以来，比较文学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中国学派。法国学派关注各国文学作品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即影响研究。影响研究强调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同源性”，注重文学之间影响的“实证性”关系，形成了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三大研究领域（曹顺庆 2006: 61）。美国学派把没有实际接触和影响的两国或多国文学加以比较研究（曹顺庆 2006: 52），即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强调被比较对象之间的“类同性”，即“没有任何关联的不同国家的文学在风格、结构、内容、形式、流派、情节、技巧、手法、情调、形象、主题、思潮乃至文学规律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似和契合之处”（曹顺庆 2006: 32）。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本质上是西方单一文明圈内的文学比较。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开始反思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提出了以“跨文化”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研究，即“在跨越中西异质文化中探讨中西文学的碰撞、渗透和文学的误读、变异，寻求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特色以及文学对话、文学沟通和文学观念的整合与重建”（曹顺庆 2006: 17）。自此，一个较为完整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建立了起来。尽管如此，这一理论体系仍存在着理论缺陷。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它们的着眼点都是“求同”，或立足于“同源性”，或立足于“类同性”，但缺少“求异”。法国学派代表人物伽列（1986: 43）说：“比较文学主要不是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那种种发展演变。”

2.1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核心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诞生于 19 世纪的欧洲。自诞生以来，比较文学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中国学派。法国学派关注各国文学作品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即影响研究。影响研究强调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同源性”，注重文学之间影响的“实证性”关系，形成了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三大研究领域（曹顺庆 2006: 61）。美国学派把没有实际接触和影响的两国或多国文学加以比较研究（曹顺庆 2006: 52），即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强调被比较对象之间的“类同性”，即“没有任何关联的不同国家的文学在风格、结构、内容、形式、流派、情节、技巧、手法、情调、形象、主题、思潮乃至文学规律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似和契合之处”（曹顺庆 2006: 32）。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本质上是西方单一文明圈内的文学比较。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开始反思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提出了以“跨文化”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研究，即“在跨越中西异质文化中探讨中西文学的碰撞、渗透和文学的误读、变异，寻求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特色以及文学对话、文学沟通和文学观念的整合与重建”（曹顺庆 2006: 17）。自此，一个较为完整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建立了起来。尽管如此，这一理论体系仍存在着理论缺陷。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它们的着眼点都是“求同”，或立足于“同源性”，或立足于“类同性”，但缺少“求异”。法国学派代表人物伽列（1986: 43）说：“比较文学主要不是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那种种发展演变。”

2.2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创新性

本研究探究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的变异，属于比较文学变异学跨语际变异研究，即关注文学文本借助翻译，跨越语言的樊篱，最终被接受者接纳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比较文学概论》编写组 2015: 170）。谈及文学翻译中的变异，不免让人联想到文学翻译中的改写和创造性叛逆，这两种说法分别源自改写论和译介学。本节通过对比比较文学变异学与改写论和译介学，阐释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创新性。

2.3 变异的层面

文学翻译的变异通常发生在多个层面，学界对此的具体划分不尽相同。曹顺庆、王超等（2021: 253-265）从语言、文化和美学三个层面介绍文学翻译中的变异现象。付品晶（2022）从语言、叙事、形象、主题和文类五个层面分析文学文本在跨民族、跨语言传播中所发生的变异。事实上，不同层面间的变异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是相互交织、难以分割的。例如，在付品晶划分的五个层面中，叙事层面的变异依赖于语言层面的变异，叙事层面的变异又促成主题层面的变异。本研究以文体、叙事及副文本为切入路径，系统探究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中的变异。加生动、通俗易懂，文字更加简洁，阅读起来更富有节奏感。”尽管本研究聚焦的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并未在前言或后记部分明确说明其编译策略，但是细读文本后发现，其编译策略与上述原则一致。例如，在南海出版公司的《双城记》汉语儿童编译本中，译者简化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突出主线故事——马内特医生的冤狱、查尔斯与露西的爱情以及卡顿的牺牲；同时，语言更加通俗生动，富有节奏感。这种编译策略既保留原著精髓，又贴近儿童需求，帮助他们在轻松阅读中接触文学经典，培养阅读兴趣和文学素养。就编辑加工而言，出版机构在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的前言与后记以及注释上下足功夫，力求为儿童读者提供全面且深入的引导。前言部分呈现关于选材原则、汇编理念、丛书特色等方面的丛书介绍，关于作者生平、写作风格、创作成就等方面的作者介绍，以及关于创作背景、内容提要、人物速写、主题思想、艺术风格、作品评价等方面的作品介绍。后记部分时有收录儿童读者撰写的读后感，读后感包含他们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对作品主题的思考以及对作者写作技巧和风格的评价。注释部分包含提供背景知识的背景性注释，解读语言表达、人物情感、作品主旨的解读性注释，以及向儿童读者传递正确价值观念的教育性注释。

3. 狄更斯小说汉语儿童编译本文体的变异

3.1 词汇的变异

3.2 句子的变异

3.3 修辞的变异

3.4 衔接的变异

3.5 小结

4. 狄更斯小说汉语儿童编译本叙事的变异

4.1 人物的变异

4.2 事件的变异

4.3 叙述者的变异

4.4 人物话语表达形式的变异

4.5 小结

5. 狄更斯小说汉语儿童编译本副文本的变异

5.1 封面与封底的变异

5.2 前言与后记的变异

5.3 注释的变异

5.4 插图的变异

5.5 小结

6. 狄更斯小说汉语儿童编译本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一战略部署意义深远，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新时代中国大国形象方面的积极作为与不懈努力，更是顺应了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需求。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国文学蕴含着深厚且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恰似架设一座桥梁，让世界得以领略中国文化独一无二的的魅力。它能够激发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引领他们进一步探索中国艺术的精妙、思想的深邃以及民俗的多彩，为中华文化全方位“走出去”筑牢坚实根基。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中国文学究竟如何真正走向世界，汇入世界文学的广阔海洋，在全球文化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本章以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外语儿童编译本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程中的作用。

6.1 翻译的变异：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助力

本节首先明确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概念，并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后，从语言的差异性、文化的差异性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三个方面，剖析翻译变异的必然性。最后，探讨在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翻译变异的必要性。

6.2 狄更斯小说汉语儿童编译本：为儿童而“异”

图书出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常包括选题策划、组稿、44编辑加工、排版设计、校对、印刷等多个环节。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的生产同样遵循这一流程，下面着重分析其生产过程中的前四个环节。就选题策划而言，本研究聚焦的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均选自面向中国儿童读者的系列丛书。这些丛书以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为参考，注重作品在体裁和风格上的多样性。例如，煤炭工业出版社的“新经典·新阅读”系列丛书不仅收录诗歌、寓言、童话、小说、传记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还涵盖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狄更斯的小说被广泛纳入此类丛书，正是因其体裁和风格的独特价值。他的小说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范畴，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描写，深刻揭露 19 世纪英国的社会不公，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能够帮助儿童认识历史与现实，培养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同时，狄更斯的创作风格以细腻描写、生动对话和幽默讽刺著称，人物形象鲜明，情节跌宕起伏，兼具故事性和可读性。就编译而言，译者和（或）编辑对原作进行翻译与编辑，在确保关键情节、主要人物、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不变的前提下，使作品更契合儿童读者的心理特征、认知水平、接受能力和精神需求。例如，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新课标名著小书坊”的前言写道：“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我们则通过选编或改写的方式把其呈现出来，做到撷取原著精华，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语言更

6.3 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外语儿童编译本：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媒介

习近平（2021）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高度重视及其不懈努力。其中，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一项重要举措。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46从先秦的《诗经》《论语》，到秦汉的《甘泉赋》《史记》，到魏晋南北朝的《短歌行》《文心雕龙》，到隋唐的《琵琶行》《莺莺传》，到明清的《西游记》《红楼梦》，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呐喊》《子夜》，到现代文学时期的《家》《雷雨》，再到当代文学时期《活着》《丰乳肥臀》，经典作品层出不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及相关组织采取了制定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出版的工程和计划、参与国际书展与文化节等一系列措施，积极推动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中国政府及相关组织的这些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经典文学作品对外译介与出版呈现出一派繁荣之象。例如，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出版的工程和计划在作品遴选上时间跨度大，从古典文学至现当代文学皆有涵盖，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译介与出版的作品数量庞大，传播范围广阔。仅“熊猫丛书”一项出版计划，就累计出版英文版图书 130 种、法文版图书 66 种、日文版和德文版图书各 1 种（高璐夷 2017: 68）。然而，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出版作品多存放于国外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而在主流的连锁书店鲜有出现，并且读者群体主要集中于从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士，而非普通大众读者（耿强 2014: 72-73）。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看，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认同过程。这一认同最初体现为接受者对传播对象的基本认可，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进行理解、欣赏与接受。倘若缺失了这一前提条件，传播的发生和接受的实现将无从谈起（徐志啸 2021: 38）。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在海外认可度受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认知鸿沟、译介力量薄弱及传播机制失衡等，而长期以来的东方主义固有思维模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王宁 2010: 10）。东方主义“从一个毫无批评意识的本质主义立场出发来处理多元、动态而复杂的人类现实的；这既暗鉴于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进程中面临的阻碍，特别是东方主义固有思维模式所带来的挑战，本研究建议，中国政府及相关组织可以通过外语儿童编译本向海外输出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从而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相较于成年人，儿童较少受到文化偏见的束缚，通常能够以更为纯粹的视角看待事物。这种特质主要源于儿童尚未完全内化社会文化规范，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在接触外国文学作品时，儿童的这种认知特点使他们能够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接纳文化差异，不易受到文化刻板印象的制约。其次，儿童天生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对新事物抱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内在驱动力促使他们主动探索和理解陌生文化元素。因此，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儿童往往能够更积极地理解和吸收其中的文化内涵，而不会因文化差异产生排斥心理。此外，儿童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更注重情感共鸣。只要作品蕴含普世的情感价值，能够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儿童便乐于接受。这种以情感为导向的阅读方式，使他们能够跨越文化障碍，更容易接纳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总体而言，儿童的包容心、好奇心和情感共鸣能力，使其成为跨文化文学传播的理想受众。因此，当中国文学作品以儿童编译本的形式传入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儿童很可能愿意阅读、接受并欣赏它们。

7. 结论

在中国，狄更斯是备受青睐的外国作家之一。早在 20 世纪初，他的作品便已被译介至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狄更斯小说的一种变异样态出现在了中国儿童图书市场中，即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尽管存在诸多变异现象，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成功推动狄更斯小说走进中国儿童读者的阅读视野，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聚焦于这一现象，本研究探究了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中的变异现象，并以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外语儿童编译本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程中的作用。然而，限于论文篇幅，本研究在某些问题的探讨上仍存未竟之处，后续研究理应予以重点关切。

7.1 主要发现

本研究首先从词汇、句子、修辞、衔接四个层面，探究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在文体上的变异，并分析其中所折射出的“审美意义”的变异。研究发现，在词汇层面，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增加用于修饰人物的形容词，使人物形象直观化；增加具体动词或把原作中的抽象动词转换为具体动词，使动作场景具象化；删减表达语气、否定和范围意义的的副词，削弱了副词在情感表达、语气传递、范围限定等方面的表达效果。在句子层面，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删减原作句子的信息或拆分原作句子，使句子更加简单、轻快，同时使句子变化程度更小，文本节奏更平稳；增加表达负向感情的感叹句，使感叹句表达的感情更偏负向、感情类型更加丰富。在修辞层面，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以非修辞的方式再现原作通过明喻传达的信息，在提升语言简洁性的同时，也削弱了明喻赋予描写的形象性、生动性；抛弃原作中的拟声词，削弱了拟声词令意义生色的作用，儿童读者需要发挥自身想象以构建文字描绘的声音和场景；增加反问句，凸显了特定的文本信息，营造了对话语境。在衔接层面，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增加指示代词，强化了指示代词的预指和回指功能；增加替代词以替代原作中某些复现的原词或近似的表达，使语言表达更加简洁，但也削弱了复现的原词所具有的强调功能或近似的表达所带来的语言丰富性；增加连接词以显化原作中的一些隐性转折关系。然后，从人物、事件、叙述者、人物话语表达形式四个层面，探究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在叙事上的变异，并分析其中所折射出的“审美意义”和“思想意义”的变异。研究发现，在人物层面，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增加表明人物身份的名词，使人物身份显化；增加表达人物感情的实词，使人物感情直白化，同时删减关于人物内心活动、环境的细节描写，使人物感情显得短促而爆发；弱化支线人物与主线人物的关系，但同时增加用于建立人物关系的动词，使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凸显。在事件层面，狄更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重构部分行为细节，强化了文本的教育功能，如增加反映努力工作的内容；删减与家庭内部矛盾相关的内容，使事件发展的动力显得不足；删减关于社会现实的描写，使事件发展缺乏足够的社会现实依托，但同时增加与社会现实相关的实词，强化了事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功能。在叙述者层面，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删减叙述者“我”以“大卫写作时追忆往事的眼光”展开的相关叙述，削弱了当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和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交替作用所产生的多重叙述效果；删减全知叙述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展开的相关叙述，削弱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介入文本的功能，但也增强了故事叙述的连贯性；删减以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我们”展开的相关叙述，削弱了叙述者与儿童读者之间集体意识与共享感觉形成的可能性。在人物话语表达形式层面，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把直接引语转换为间接引语、言语行为叙述体或自由间接引语，牺牲了直接引语所具有的直接性与生动性，但也凸显了重要人物的话语，增强了叙述流畅性，加快了叙述节奏，增强了人物话语的讥讽效果。随后，从封面与封底、前言与后记、注释和插图四个层面，探究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在副文本上的变异，并分析其中所折射出的“文化意义”“审美意义”“思想意义”的变异。研究发现，在封面与封底层面，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增加多元的图书宣传语以及大量推荐语，增强了图书的权威性和吸引力；增加作品简介，使图书的主要内容得以凸显；使用更容易与图书内容建立直接联系的图像，让儿童读者产生对图文的双重共鸣；运用更加丰富、更富有活力的色彩，营造出生动活泼的阅读氛围。在前言与后记层面，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增加丛书介绍，使丛书的整体特色得以凸显；提供更加全面与系统的作者与作品介绍，为儿童读者深刻地理解作品奠定了基础；增加专业读者以及普通读者撰写的读后感，提供了解读作品的视角。在注释层面，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增加背景性注释，提供了与文本内容相关的背景信息；增加解读性注释，使儿童读者能够准确地把握文本内容；增加教育性注释，促使儿童读者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插图层面，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通过增加插图建立对称互动的图文关系，使图文共同传达的信息得以增强；通过增加插图建立互补互动的图文关系，使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得以明晰化；通过增加插图建立矛盾互动的图文关系，使文本内容受到削弱。

7.2 研究展望

尽管本研究的发现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正如其他研究一样，本研究也存在一定未竟之处，后续研究应当对它们予以关注。首先，儿童文学的主要受众包括三到十八岁的所有少年儿童。三到十八岁的孩子可以细分为幼年、童年、少年。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三个年龄层次的孩子无论在生理、心理、智能、生活经验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王泉根 2000: 484-485）。基于此，儿童文学可以细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它们各具特点。幼年文学通常注重娱乐与趣味，创作方法以浪漫主义为主，人物多类型化。童年文学通常注重想象与认知，创作方法融合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人物多类型化，其中也包含一些典型化人物。少年文学通常注重美育与引导，人物多典型化。（王泉根 2000:487-488）经典文学作品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亦可据此进行细分。例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生动地描绘了莱缪尔·格列佛的奇幻旅行。它以其巧妙的语言、幽默的讽刺和深刻的政治隐喻，展现了作者对英国社会及人性的尖锐批评，被广泛视为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在中国儿童图书市场中，《格列佛游记》有多个针对不同年龄范围儿童读者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包括江西高校出版社的针对三到六七岁儿童的绘本，开明出版社的针对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儿童的编译本，北京教育出版社的针对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儿童的编译本等。虽然同为经典文学作品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但是由于针对的目标读者年龄范围存在显著差异，它们应该呈现着不同的变异现象。本研究所考察的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的目标儿童读者年龄范围在小学高年级至中学低年级之间，即 11 至 14 岁之间。按照儿童文学的分类，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可归为少年文学。这意味着本研究仅探究了针对少年时期儿童读者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中的变异现象。那么，针对幼年时期和童年时期儿童读者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中的变异现象又有哪些呢？因此，后续研究可以重点探究针对幼年时期和童年时期儿童读者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中的变异现象。其次，正如没有作家就不会有文学一样，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文学。文学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会被唤醒生命，作品的意义在读者的阅读中得以生成。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它的生命在读者的阅读中得以丰富，在读者的接受中得以完整。译本的接受问题是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限于论文篇幅，本研究在考察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的接受效果时，采用的是网络购书平台的商品评论、豆瓣读书的书评以及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中选自儿童读者的读后感。然而，这些指标或许无法客观且全面反映儿童读者对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的接受情况。毕竟，网络购书平台的商品评论和豆瓣读书的书评可能是家长从自身角度出发撰写的，而狄更斯小说的汉语儿童编译本中选自儿童读者的读后感通常是由出版机构筛选而来的。后续研究还可以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等方法。在设计问卷时，应当确保问卷通俗易懂且操作简便，并且全面准确地反映问题。鉴于问卷法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例如问题选项有限、受访者反馈不够准确、受访者忽略问卷中的某些问题或者有意规避问卷中的某些敏感问题，在采用问卷法的同时还应当结合访谈法。可以根据问卷反馈，选取一定数量的受访者参与访谈，让他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分享他们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汉语儿童编译本的真实看法与评价。最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中华文化全方位“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资源丰富多样，不仅包括经典文学作品，还涵盖其他文学形式，尤其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中国网络文学。中国网络文学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广泛的受众基础，在海外传播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庆余年》《全职高手》等网络文学作品通过翻译和数字化传播，吸引了大量海外读者，甚至催生了国际粉丝社群。与此同时，一些经典文学作品通过影视改编的形式走向全球，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传播和认可，例如，《花木兰》这一源自中国古典文学的故事，经过迪士尼的改编，成为全球观众熟知的文化符号。这些例子表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径并非单一，而是多元且动态的。然而，本研究在探讨中国文学如何真正走向世界时，仅聚焦于经典文学作品的外语儿童编译本，未涉及其他文学形式以及文学作品的其他呈现形式。事实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外语儿童编译本这一变异样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经典文学的海外传播，但并非万能药。因此，除了外语儿童编译本之外，还有哪些媒介能够助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些媒介应当如何发挥作用？这些未能在本研究中探讨的问题，构成了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略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