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论文：关于国内民营企业跨境对薪酬的研究
这是一篇国际贸易经济学博士论文代写范文，本文样本为民营上市企业。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法考察跨境并购的影响，虽然该方法与现有的研究文献一致并且也符合相关研究的规范，但企业是否跨境并购并非完全随机，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尽管本文的实证分析中使用多种方法尽量缓解内生性，但是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仍然会对估计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纳入非上市企业样本，优化民营企业跨境并购的高管薪酬效应研究。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一、研究背景
（一）跨境并购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跨境并购自 2008 年以来才有较快发展。但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并购动机的变化尤为重要。传统的拓展境外市场、寻求资源、效率以及战略这四种动机不足以解释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活动。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动机开始向价值投资、布局全球供应链、攀升全球价值链以及优化产品结构转变。并购动机的转变意味着并购必将遇到新的挑战，也意味着必然出现新的机遇。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中国企业如何提升跨境并购质量、提高跨境并购绩效，不仅事关企业可持续发展，也事关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考察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二）民营企业是我国跨境并购的关键一环经过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经济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是推动国家发展的至关重要力量，作为国家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开拓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发扬伟大的创新意识和奋斗精神，带领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奇迹做出了巨大成就。近十多年来，民营企业不断具备国际化发展能力，优化全球化布局，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依法合规有序进行跨境并购在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虽然近年来部分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面临着一定问题和困难。但是，困难无法阻挡民营企业前进的步伐。2023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迈向高质量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断向好，这是民营企业最大的信心来源。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是民营企业的坚强后盾。因此，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中国民营企业必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生力军。民营企业的跨境并购历史相对较短，其中有例如联想集团成功的案例，也有遭遇挫折失败导致重大损失的案例。在国家政策的指导和监督下，民营企业的跨境并购逐渐趋于理性，对整体经济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民营企业跨境并购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企业高管薪酬特别是上市企业的高管薪酬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和舆论界颇具争议的话题。因为高管薪酬不仅关系到企业业绩和治理水平，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过高的高管薪酬水平必然意味着企业内部高管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也较大。国家相关机构在 2009 年和 2014 年两次出台规范与限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文件，分别称为第一次“限薪令”和第二次“限薪令”。但大多数研究认为第一次“限薪令”未有效控制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的增长速度，而第二次“限薪令”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尽管“限薪令”针对的是国有企业，但是事实上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民营企业高管薪酬的増长几乎是同步的。这一事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与民营企业的高管薪酬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影响的。那么，政府约束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过快增长可能有利于抑制民营企业高管薪酬的不合理增长。据国泰安数据，自 2012 年以来中国上市企业高管薪酬总额、高管薪酬平均值以及排名前三的高管薪酬总额呈逐年增长态势。就民营上市企业而言，高管薪酬总额、高管薪酬平均值以及排名前三的高管薪酬总额也呈逐年增长态势。这种现象既存在着合理的部分，也存在着违反社会公平原则的部分，尤其是高管薪酬的增长并非来自于高管管理能力、企业业绩等市场回报。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理论基础一、分配理论分配理论（assignment model）预测正向分类匹配，即更有管理能力的员工被更好的企业聘用（Sattinger, 1975; Rosen, 1981）。Gabaix 和 Landier（2008）以及Terviö（2008）的研究表明，分配理论有助于解释高管薪酬。Gabaix 和 Landier（2008）建立了一个简单的 CEO 薪酬均衡模型。CEO 拥有不同的管理能力，并通过竞争性的分配模型与企业相匹配。Monte（2011）证明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分配理论依然可以解释不同类型的企业选择不同技能的高管。Keller 和 Olney（2021）认为，Gabaix 和 Landier（2008）的模型有助于解释多高管环境中全球化冲击与高管所获市场回报的关系。
第二节 文献综述
进入本世纪，一些学者尝试从全新的角度对新兴市场的跨境并购活动进行解释，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 LLL 理论和跳板理论。Mathews（2006）提出了 LLL 理论，认为新兴市场企业的跨境并购由资源连接、杠杆和学习驱动。资源连接是指跨境并购母公司与东道国子公司的连接，从外部（即国际市场）获得资源。杠杆是指东道国企业作为杠杆帮助母公司利用外部资源。学习是指重复应用连接和杠杆流程从而实现组织学习过程，加速了国际扩张。Luo 和 Tung（2007）提出了跳板理论，用以解释新兴市场企业跨境并购的独特动机、过程和行为。跳板理论认为，新兴市场企业利用跨境并购作为跳板，以获得自身不具备但急需的战略能力从而提升全球竞争力，并降低其对国内制度和市场限制的脆弱性。LLL 理论和跳板理论与前期的跨境并购理论不同，强调在本身不具备优势的状态下进行跨境并购，通过跨境并购获取各种资源以形成优势。综合各个时期的跨境并购理论，学者认为新兴市场企业跨境并购的动因主要可以分为四种：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开发寻求型、效率提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动因进行了大量且深入的理论研究、案例研究以及实证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具有较大分歧。Boateng 等（2008）实证研究认为中国企业进行跨境并购的主要动机是市场开发。Rui 和 Yip（2008）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中国企业通过跨境并购获得战略资产，以弥补竞争劣势。Nicholson 和Salaber（2013）将中国企业和印度企业的跨境并购动因进行了实证比较，认为中国企业对自然资源和管理技能更有兴趣。Zheng 等（2016）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跨境并购动机是寻求战略资产。Fuest 等（2022）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跨境并购更感兴趣的是自然资源而不是市场规模。
第三章 中国民营企业跨境并购和高管薪酬的特征事实
第一节 中国民营企业跨境并购的发展脉络
第二节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高管薪酬的现状
第四章 民营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总体效应检验
第一节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第二节 基准模型检验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第四节 内生性
第五节 异质性检验
第六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民营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基于高管变更的视角
第一节 理论机制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民营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基于市场势力的视角
第一节 理论机制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七章 民营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基于高管权力的视角
第一节 理论机制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1937 年在其“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中指出，市场上存在若干种类的交易成本，如果市场之间交易的成本大于以企业形式存在的成本时，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与企业家签订契约组成企业。契约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发生争议时的解决方案。然而，契约无法完全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以及风险。因此，企业的经济活动不存在完全的契约。Grossman 和 Hart（1986）最早意识到契约的不完全性，随后 Hart 和 Moore（1990）以及 Hart（1995）进一步研究了不完全契约。在不完全契约的条件下，因契约无法明确规定的事项而出现的处置权就是剩余控制权。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管理者既拥有特定控制权，又掌握了部分乃至全部剩余控制权，从而可以按照自身意愿行使权力。不完全契约就是高管权力的来源。在中国民营企业的跨境并购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并购的东道国包括避税天堂国家。Dharmapala（2008）指出，避税天堂国家与外界信息交换严重不足。Jones和 Temouri（2016）强调，除了宽松的监管环境，避税天堂国家拥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对国外投资者十分有利。避税天堂国家的这些特征在客观上为跨境并购后高管权力的不当使用提供了巨大便利，因为在避税天堂国家的跨境并购活动必然是更复杂和更不透明的。企业高管可能借助避税天堂国家这一天然“保护伞”，利用管理权力进行不透明的经济活动并粉饰会计报表、模糊账目以及扭曲信息。这一结果必然是会计信息披露透明度和财务报告信息量的降低，有利于高管攫取私利。且这种类型的私利以跨境并购的名义存在，“愤怒成本”较低，易长期获取。
第二节 高管超额薪酬实证研究本章的理论机制分析表明，跨境并购导致的更为复杂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高管获得了超出合理水平部分的薪酬，即超额薪酬。此外，管理权力更大的高管也会从跨境并购中获得更大幅度的薪酬增长。
第三节 高管薪酬差距实证研究本章第一节的实证研究已表明，民营上市企业跨境并购显著增长了高管的平均超额薪酬以及董监高的超额薪酬。这意味着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已证明民营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存在高管权力机制。接下来，本文将探讨民营上市企业跨境并购是否能造成权力不同高管间薪酬增长的差额。如果权力较大的高管通过跨境并购获得了高于权力较小的高管的薪酬增长，则表明跨境并购还使权力较大的高管薪酬增长更多。
第四节 本章小结民营企业跨境并购导致的高管权力的扩大来自于企业国际化经营带来的管控和由此增加的与经济相关的事项。此外，在现实环境下，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健全以及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以及相关高管行为的监管存在较大漏洞。跨境并购导致民营上市企业高管的权力得到扩大。高管权力从自定薪酬、薪酬契约的设计与执行以及弄虚作假三个方面对高管薪酬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跨境并购可能通过高管权力机制增加了高管薪酬，主要表现在跨境并购增加高管的超额薪酬，以及使得管理权力更大的高管获得更多的薪酬增长。基于此，本章在深入剖析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高管权力机制后，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跨境并购是否通过高管权力机制显著影响了高管薪酬。本章实证分析第一个部分是检验跨境并购对民营上市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基准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跨境并购显著增加了民营上市企业高管的平均超额薪酬。稳健性检验更换得分倾向匹配方法以及替换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结论保持不变，说明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高管变更机制是稳健的。与此同时，将因变量替换为各企业董监高的超额薪酬，回归结果也表明跨境并购显著增加了董监高的超额薪酬。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东道国为发达国家、非避税天堂国家以及避税天堂国家的跨境并购，并购均显著增加了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本章实证分析第二个部分是建立调节效应模型检验跨境并购对民营上市企业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境并购使得 CEO 或董事长比其他高管获得了更高的薪酬增长从而增加了全体高管的薪酬水平。将总样本分为 CEO 或董事长以及其他高管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事实。总之，高管权力是民营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增加高管薪酬的重要机制。
第八章 结论、政策含义及研究展望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营企业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必须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中国的薪酬差距在世界上处于较高的水平，高管薪酬既是世界性问题，也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突出问题。高管管理能力是企业的稀缺性资源，是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已有众多证据表明，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有利于高管薪酬的增加。如果跨境并购使得高管获得了更高的薪酬是因其管理能力，那么具有合理性，在一定范围内的薪酬增长还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有利于企业发挥在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若高管通过跨境并购进行寻租等行为获得更高薪酬，则必然扩大收入差距，从而损害社会公平，对促进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借助分配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高管权力理论，深入分析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机制，并实证检验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本文借助分配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高管权力理论，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依照中国特殊情境建立实证模型进行检验。本文将跨境并购定义为：中国大陆企业作为主并企业为了某种目的，通过付出一定代价，对中国大陆以外的企业实施的并购。将高管定义为负责企业运营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领取薪酬的董事和监事。本文实证的第一个内容是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总体效应检验，其中除了基准回归还包括动态效应检验、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处理和异质性检验。本文实证的第二个内容是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机制检验，包括高管变更机制、市场势力机制以及高管权力机制。本文的研究样本取自国泰安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财务报表、财务分析、人物特征等研究数据，对其中部分变量使用国泰安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企业财务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10 至 2019 年。跨境并购的数据来自于 BvD Zephyr数据库，并购的时间范围为 2012 至 2019 年。本文对样本企业的筛选包括：剔除国有企业；剔除 PT、ST 等企业；剔除金融类企业；剔除主要变量缺失较多的企业。本文的实证方法主线是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采用这一方法的优点是，为每一个样本期内进行跨境并购的企业匹配跨境并购概率最接近但实际上并未进行跨境并购的企业然后再进行回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再结合内生性处理使得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可信度。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所示：第一，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总体效应方面。跨境并购显著增加了中国民营上市企业高管的薪酬。先前的研究表明跨境并购使得企业业务扩展到境外，高管的工作涉及对付向国外市场销售的物流问题，处理建立跨境生产阶段的复杂性以及克服在境外的谈判和合同问题。高管可能成功驾驭这些难题从而得到奖励。除此之外，跨境并购也可能改变一些不太明显且较难观测但十分重要的工作特征，企业也可以从高管给定管理技能中获得更高的边际生产率而增加高管薪酬。跨境并购导致的高管薪酬增长还可能来源于母公司高管与境外子公司高管薪酬的差异。本文的基准实证结果表明，跨境并购的高管薪酬增长效应在中国民营上市企业同样存在。首先，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以及企业和年份效应，这一结果均不发生改变。其次，无论将因变量替换为排名前三位高管的年度薪酬总额还是各高管（董监高）年度薪酬总额，结果同样表明民营上市企业的跨境并购显著增加高管薪酬。另外，更换不同的得分倾向匹配方法、替换部分控制变量的衡量方式以及剔除境内并购影响后，结果仍然没有发生改变。最后，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总体效应的实证结果，内生性处理进一步加强了总体效应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动态效应检验发现，民营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当年就对高管薪酬产生积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存在一定持续性和复杂性。从总体效应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东道国为发达国家的跨境并购，跨境并购显著增加了民营上市企业的高管薪酬；对于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境并购，跨境并购并未显著增加民营上市企业的高管薪酬。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相较于发展中国家，高管必须面临更多确定性的困难，因此跨境并购使得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对于东道国为非避税天堂国家以及避税天堂国家的跨境并购，跨境并购都能显著增加民营上市企业的高管薪酬，但对于避税天堂国家有着更大的增长效应。原因在于，正因为避税天堂国家法规环境宽松，中国企业的这一类并购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获得丰厚利润而增加高管薪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高管为自己攫取更多薪酬。后文的市场势力机制和高管权力机制实证检验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第二，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机制方面。首先，高管变更是跨境并购影响民营上市企业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机制。跨境并购使得企业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所占比例有了显著提升，意味着跨境并购使得企业更多使用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因此，高管的海外背景是高管变更的重要因素。跨境并购未能使得企业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管所占比例显著提升，因此高管的学历并非高管变更的原因。由于高管的海外背景是其能力的象征，那么高管因此获得更高的薪酬属于市场回报，具有合理性。更换不同的得分倾向匹配方法以及替换部分控制变量的衡量方式进行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改变。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东道国为发达国家的跨境并购，跨境并购使得民营上市企业增加了对具有海外背景高管的需求而造成了高管变更进而增加了高管薪酬。对于东道国为非避税天堂国家的跨境并购，跨境并购同样使得民营上市企业增加了对具有海外背景高管的需求而造成了高管变更进而增加了高管薪酬。而对于东道国为避税天堂国家的跨境并购，高管变更机制并未发生作用。其次，市场势力是跨境并购影响民营上市企业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的理论机制分析认为，无论是跨境并购的协同效应还是避税效应均能有效提升企业在母国的市场势力。实证结果表明，跨境并购使得企业的市场势力得到显著提升，而市场势力是影响高管薪酬的一个因素，因此跨境并购通过提升企业市场势力增加了高管薪酬。更换不同的得分倾向匹配方法以及替换部分控制变量的衡量方式进行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改变。将兼有境内外并购的企业样本剔除后，跨境并购仍然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市场势力。这三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证明了市场势力这一机制是稳健的。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市场势力这一机制在东道国为发达国家的子样本中依然显著存在。而对于避税天堂国家以及非避税天堂国家，跨境并购都可以显著提升市场势力从而增加高管薪酬。最后，高管权力是跨境并购影响民营上市企业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的分析认为，民营上市企业的跨境并购导致了高管权力的扩大，且在避税天堂国家的并购为高管权力的不当使用提供了巨大便利。加上民营上市企业受到的政府约束相对较小，且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跨境并购的监管体系。因此，高管容易通过跨境并购获取超额薪酬。另外，董监高团队作为一个组织，具有更大管理权力的董监高排序高于其他董监高，那么具有更大权力的高管可能通过跨境并购获取更高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