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论文代写:环境和信贷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
这是一篇经济学博士论文代写范文,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环境规制、绿色信贷以及两者协同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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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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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1.1.1 研究背景制造业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增长引擎，也是国家宏观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主要建设战场。大力发展制造业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18 世纪 60 年代，从英国开始兴起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率水平。日益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所提供的工业产品明显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福利水平。20世纪 80 年代，发达国家逐步调整自身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快速转移至国外，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例大幅度上升，服务业成为贡献 GDP 增长的主导产业。从制造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导致基础设施缺失、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收入分配不均、危害产业转移地区生态环境等问题，同时，制造业的缺失将会动摇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目前，世界各国再次聚焦于制造业发展。2021 年，美国开启新一轮“制造业回流”周期，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试图重塑制造业供应链的全球竞争力、寻求经济结构均衡。欧盟和英国也接连颁布一系列针对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和扶持政策以抑制自身制造业投资流失。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巩固基础和转型升级带来巨大挑战。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以提质增效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ity，简称 TFP）关乎制造业发展质量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新动能（蔡昉，2013；杨汝岱，2015）。因此，着力提升制造业企业 TFP 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旋律。
1.2 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八章。第一章为导论。详细介绍了本文提出环境规制、绿色信贷和制造业企业 TFP这一问题的选题背景，并从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阐述该主题的研究意义。此外，还概括性地介绍了文章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以及创新之处。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首先，基于现有研究基础和实际发展情况界定环境规制、绿色信贷和 TFP 的概念和内涵。其次，对 TFP、环境规制以及绿色信贷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为后续理论分析提供研究依据。最后，通过文献分析法，全面系统地整理了与环境规制、绿色信贷以及 TFP 有关的主流文献，具体包括环境规制对 TFP 的影响、绿色信贷对 TFP 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对 TFP 的协同影响三个方面。对环境规制、主流文献研究内容，系统性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 TFP 和绿色信贷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进而分析出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对于制造业企业 TFP的协同影响，重点回答了环境规制、绿色信贷以及两者的协同互补性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 TFP 的问题。第四章为中国制造业企业 TFP 的测度与分析。首先，梳理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流测度方法，并具体介绍企业层面的 TFP 测度的方法和逻辑，给出本文制造业企业 TFP 估计方法选取原因。其次，将 2007-2022 年期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 TFP 进行加权平均统计，以此判断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 TFP 的发展情况，还计算了制造业企业 TFP 的环比增长率，以此体现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进一步地，通过加权平均方法比较和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 TFP 在行业、地区、企业间的发展趋势差异。第五章为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企业 TFP 的实证分析。通过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处理。然后进一步对环境规制引致的环境合规成本、技术创新、代理成本、资源再配置等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同时，还从企业、行业、地区特征视角对企业规模、企业产权性质、企业生产率、行业污染性质、行业竞争程度、行业技术密集程度、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和地区能耗强度进行异质性检验和分析，并针对环境规制的产业区位重置效应进行企业污染性质和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检验。第六章为绿色信贷影响制造业企业 TFP 的实证分析。在第三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 2012 年中国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视作绿色信贷的一项外生政策冲击，通过双重差分估计模型实证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制造业企业TFP 的影响。本章还使用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在内的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此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对绿色信贷政策的融资约束、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另外，还从企业、行业、地区特征视角对企业规模、企业产权性质、行业竞争程度、行业技术密集程度、地区工业发展基础进行异质性分析。第七章为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影响制造业企业 TFP 的实证分析。在第三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协同作用。同样地，本章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及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处理，借此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可靠性。进一步对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协同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包括技术创新、代理成本、资源再配置三种渠道。并基于企业、行业、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视角进行异质性分析。绿色信贷影响 TFP 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评析，继而引出本文的研究切入点。第三章为环境规制、绿色信贷影响制造业企业 TFP 的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的发展历程。然后基于经济学经典理论和国内外。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环境规制规制主要指政府对特定个体或社会组织实行管制和约束。规制经济理论认为规制是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公共机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的一系列管制措施。环境规制是政府规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兼具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两种属性，其规制目标是通过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界对于环境规制的概念界定在不断拓展和深化。从现阶段的政策实践和学术研究进展来看，环境规制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正式型和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其中，正式型环境规制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命令型环境规制特点是严格性、强制性和技术性，其表现形式有政府发放强制性排污许可证、设立行业进入壁垒、规定产品技术标准、设定企业排污量上限等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主要指政府采取市场价格机制协调企业降耗减排，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现状和可获得的市场信息制定、实施生产与排污决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涵盖了环境税、环保补贴、生态补偿、押金返还制度、污染物排放交易市场、碳账户体系等市场规制工具。非正式型环境规制主要指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其含义是企业和社会公众自觉参与保护环境，共同建立自我约束机制，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宣传引导作用。环境规制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多方主体合力构建综合性的生态环境资源约束体系。环境规制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其“约束性”（赵玉民等，2009）。基于以上总结和分析，本文对环境规制的概念界定如下：环境规制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公众为实现保护生态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目标，通过行政命令、市场化激励、公众参与等方式构建的环境资源约束机制。需要强调的是，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含义有交叉部分，也有差异之处，本文为了研究环境政策的协同影响和政策效应差异，将两者概念进行区分。与传统的环境规制主要由政府环保部门主导不同，本文研究的另一个概念——绿色信贷主要由金融部门主导实施，绿色信贷对污染产业具备环境约束性，也强调了对绿色产业的金融激励，具备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刚性监管和金融资源配置的双重功能。2.1.2 绿色信贷绿色信贷的概念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是生态环境保护和金融发展相结合的金融创新。绿色信贷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联邦德国设立的生态银行。1980 年，美国出台《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该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能对危害生态环境的项目提供贷款资金，如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造成环境风险，银行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此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陆续提出本国的绿色信用标准，并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中（Taghizadeh-Hesaryand Yoshino，2019）。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使得绿色信贷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国外学者主要关注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21 世纪之前，国际研究主要以可持续金融、环境金融为主题探究金融部门为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而实施的金融改革创新措施。White（1996）研究指出环境问题能够深刻影响到市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Cowan（1999）重点申明了环境保护需要金融部门支持这一观点，要积极发展环境金融。21 世纪以后，绿色金融和绿色信贷的相关研究逐步得到拓展和深化，研究议题和研究对象更加广泛、多元。2003 年，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制定了一套非强制的准则，即赤道原则。该准则强调金融机构在对外投资时需要充分考虑投资项目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银行应该拒绝为高污染、高排放项目提供贷款。Baron（2001）提出生态环境形势日趋严峻引致的社会环境责任促使银行传统信贷业务向绿色信贷转变。Thompson and Cowton（2004）强调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将环境因素纳入到信贷发放和投资的风险评估体系中，这样可以让金融机构通过实施绿色信贷承担社会环境责任。
第三章 环境规制、绿色信贷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
3.1 中国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发展历程
3.2 环境规制、绿色信贷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分析
3.3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析
4.1 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策略
4.2 数据来源与指标描述性统计
4.3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结果:比较与说明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5.1 实证策略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5.3 机制检验
5.4 异质性检验
5.5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绿色信贷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6.1 实证策略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6.3 影响机制检验
6.4 异质性检验
6.5 本章小结
第七章 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正如第三章的理论分析，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可以正向协同影响制造业企业TFP。本章基于前面章节对于制造业企业 TFP 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计算结果，再结合本章对地区绿色信贷发展水平指标的测算结果，运用合适的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协同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深入认识环境政策协同的影响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7.1 实证策略7.1.1 计量模型设定基于第三章的理论分析，再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这里以制造业企业 TFP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绿色信贷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均为解释变量，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信贷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是本章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实证研究中将重点关注其估计系数。同时也控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变量，本章使用的基准计量模型（7.1）上式中， ittfp 表示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iter 代表环境规制强度， itgc代表绿色信贷发展水平， itit gcer 代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信贷发展水平的交互项。 itX 代表一组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 为个体固定效应， 为时间（年份）固定效应， 为行业固定效应。7.1.2 变量设置与数据说明（1）被解释变量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与第五章一致，本章选择 LP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基准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选择原因参考第五章。基于 LP 法的 ACF 法改进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将作为本章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2）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 er ）：本章选择基于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三类污染物的处理情况的加权线性加总方法来测度地级市层面的地区环境规制综合强度。具体计算过程参考第五章内容。绿色信贷发展水平（ gc ）：与第六章研究的绿色信贷政策效应不同，为了适应本章设定的基准计量模型，这里需要利用数值连续型变量来刻画地区绿色信贷发展情况。目前，相关文献的主流做法主要使用节能环保项目贷款占比、六大高耗能产业利息支出规模占比、绿色信贷占比以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的银行信贷比例衡量绿色信贷发展水平。谢婷婷和刘锦华（2019）使用反向指标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六大高耗能产业利息支出占工业产业利息支出总和的比值，来测算各地区绿色信贷发展情况。考虑到本文研究主题、数据可得性以及时效性等因素，也为了便于解释实证模型结果，本文参照吴婷婷和王通达（2023）的做法，使用绿色信贷的正向指标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非六大高耗能产业利息支出占工业产业利息支出总和的比值作为衡量地区绿色信贷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该变量的数值越高，表明该地区绿色信贷发展水平越高，绿色信贷对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激励约束功能越强。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的交互项（ gcer ）：该变量作为本章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估计系数是本章重点关注对象。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正，表示实施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协同作用；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负，则表示两者产生了负向协同作用。（3）控制变量考虑到尽可能地控制影响制造业企业 TFP 的其他因素，这里参照第五章基准回归模型选取控制变量，企业规模（ size ）、资产负债率（ lev ）、资产收益率（ roa ）、企业成立年限（ age ）、管理层持股（ mshare ）、托宾 Q 值（ tobinQ ）、股权制衡度（ balance）、现金流比率（ cash ）和存货占比（ inv ），具体计算方法和代表意义见第五章。为了尽可能地控制遗漏变量，本章还加入了两个地级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一方面，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代表了该地区企业融资便利程度和金融机构规模，可以对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产生一定影响。另外，绿色信贷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出于稳健性考虑，将其纳入到控制变量中，本文使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额与当年 GDP 比值衡量。地区外商投资水平（ fdi ），外商投资企业引进的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可以实现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本文使用地区 FDI（国际直接投资）与当年 GDP 比值衡量。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8.1 主要研究结论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强调“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过去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影响了国民的生命健康和生存空间，反而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制造业迫切需要提升发展质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正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现阶段，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动制造业绿色节能转型已经成为新时代下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举措和必由之路。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均是影响制造业部门减污降耗的重要举措，前者主要体现强制约束、行政处罚、市场激励等特征，后者主要通过信贷资金配置功能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机会成本，两者存在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环境规制、绿色信贷以及两者协同对制造业企业 TFP 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1）2007—2022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 TFP 在整体上呈现稳定上升态势。全国制造业企业加权平均 TFP 在 2016—2021 年期间平稳增长，部分年份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减缓了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从行业层面看，制造业三大行业中，轻纺类制造业企业 TFP 最低，资源加工类制造业企业 TFP 在 2008 以前高于机械电子类制造业，2009 年及以后略低于后者。2008—2010 年，轻纺类制造业企业 TFP 增长率波动幅度最大，2011—2022 年，资源加工制造业企业 TFP 增长率波动幅度最大。从行业污染强度异质性看，2007—2008 年，重污染制造业企业 TFP 高于非重污染制造业，2009—2022 年，非重污染制造业企业 TFP 高于重污染制造业，且 TFP 环比增长率波动幅度小于重污染制造业。在 2007—2022 年期间，非重污染制造业企业 TFP 增长幅度高于重污染制造业企业。再从地区层面看，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地区制造业企业 TFP 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处于较为平稳的增长趋势，生产率的环比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小，2007—2019 年，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整体 TFP 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加权平均 TFP 变化趋势与东部地区一致，TFP 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相同，TFP 增长率的变化幅度较小。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 TFP 在 2007—2022年时期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2007—2013 年期间，西部地区制造业生产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 2014 年始，西部制造业实现了生产率快速提升。东北部地区制造业企业 TFP 在 2007—2022 年期间呈现“U”型变化趋势，其中，2007—2015 年 TFP 大致呈现震荡下降趋势，2016—2022 年又快速提升，逐渐接近甚至高于全国平均 TFP，相较于其他地区，东北部地区制造业企业 TFP 环比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从企业产权性质看，国有制造业企业加权平均 TFP 在 2007-2022年期间始终高于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TFP 差距在不断缩小。从企业规模异质性看，大型制造业企业加权平均 TFP 在 2007-2022 年期间始终高于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
（2）环境规制的实施对制造业企业 TFP 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样本考察期内没有出现非线性影响，环境波特效应并没有实现。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增加环境合规成本、抑制技术创新、减少企业代理成本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四种作用机制影响制造业企业 TFP。具体来看，第一，实施环境规制直接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环境合规成本，从而负向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第二，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研发活动，进而改善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创新补偿效应”显现。第三，环境规制可以改善制造业代理成本问题，加强内部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正向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第四，环境规制可以引导和加快制造业资源再配置，加强企业与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在长期内改善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基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低生产效率企业的 TFP，对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高生产效率企业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基于行业特征的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竞争程度激烈行业以及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 TFP 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没有对低污染行业、低竞争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产生明显影响。基于区域异质性来看，环境规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高能耗强度地区制造业企业 TFP 产生了明显的抑制影响。基于产业区位重置效应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会加剧重污染和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制造业企业的异地投资行为，从而降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以及资源再配置的正向影响，在长期内进一步放大了地区间制造业企业平均生产率差距。
（3）相较于非重污染类型的制造业企业，实施绿色信贷对重污染制造业企业 TFP 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影响机制的分析和检验发现，绿色信贷主要通过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两种作用机制影响重污染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具体地，绿色信贷抑制了重污染制造业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能力和股权融资能力，进而抑制了生产率水平。绿色信贷抑制了重污染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和技术创新产出，从而负向影响企业生产率，“波特效应”并未产生。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 TFP技术密集程度越低，绿色信贷对重污染制造业企业 TFP 的负向影响越显著。相较于老工业基地地区，实施绿色信贷引致的生产率负向冲击对非老工业基地地区的重污染制造业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4）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能够对制造业企业 TFP 产生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技术创新、代理成本和资源再配置是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得以协同提升制造业企业 TFP 的有效影响路径。具体而言，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协同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和创新质量，以此改进生产率水平。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协同降低制造业企业的代理成本，改善内部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协同推动制造业资源再配置，促进制造业生产要素组合优化配置和生产可能性前沿扩展，加快制造业产业结构向绿色高效发展方向转型，进而在长期内提升制造业在位企业生产率水平。从企业和行业的异质性看，环境规制和绿色信贷对于规模较大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非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 TFP 产生了更为显著的正向协同影响。从区域异质性看，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能协同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制造业企业 TFP 提升。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看，相较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行政命令型规制政策更容易与绿色信贷形成协同发展效应提升制造业企业 TFP